券商中国记者从知情人士独家了解到，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行业自律约定将放开。4月12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机构成员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事宜。

另据外媒报道，央行拟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按银行的规模分批进行。

这意味着，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再下一城，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逐渐减少，将对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04年，我国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5年，央行放开同业存款利率；

2013年7月，我国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利率全部放开，由银行与借款人自由议价；相比于贷款利率的放开，存款利率则依然有上限管制；

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

然而，尽管从2004年实施存贷款利率的上限或下限管理，到2015年再放开上述限制。但实际上，由于2013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设立，即便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各银行之间形成“利率同盟”，对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行行业自律约束。例如，目前银行普遍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上浮40%－50%左右，很难再突破这一幅度。

正是因为由此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约定，使得外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完成，而此次进一步放开这一存款上限的行业自律限制，才真正意味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迈向“最后一步”。

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影响

贷款利率大概率还会继续上升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表示，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认为，易纲所说的“最佳策略”，并不是指在短期内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减少对存贷款利率的隐性干预，真正意义地逐步放开利率的上限。

我国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一直在不断进化完善。张旭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过去”产生出了一些改变，而在“未来”这个机制仍会不断进化。

具体来说，在“过去”的货币政策实践中，OMO操作利率总是依附于存贷款基准。通常是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之后，央行会跟随性地调整OMO利率。因此，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感受是相同的。

自从2017年初开始，上述机制出现了改变：央行一直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对OMO+MLF利率进行了多次调整。在这个机制中，对于贷款加权利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的FTP的定价机制进行。

“但是，由于央行仍隐性限制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因此FTP对于贷款实际利率的传导作用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去年债券市场出现了剧烈的调整，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张旭说。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宏观经济的两个组成部分，“现在”的策略对两者所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区分。在“现在”这种政策传导模式中，由于没有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有助于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更好的平衡。同时，金融市场利率的上调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避免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信贷，对控制宏观杠杆率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未来的货币政策中，张旭预计，央行会允许政策紧缩的压力更多地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但是，过早地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将释放出强烈的紧缩信号，并于当前的金融监管政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政策的影响相叠加，其影响难以控制。

对银行的影响

息差未必下降，但竞争更加激烈

外界对于存款利率实现市场化的一个担忧是，在负债荒的背景下，银行出于拉存款的压力，会竞相抬高存款利率，进而导致银行存款成本提升和净息差的收窄，对银行的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国信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剑认为，从国外利率市场化的历史进程看，国外的经历通常是在货币宽松的时候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最终放开。这时，往往是房地产、能源、大宗、证券等资产价格表现不错的时候。

然后，存款利率在放开后开始上升，当然是侵蚀息差的（同时，因为是宽松时期，息差本身也是较薄的）。银行为了保住息差，开始铤而走险，寻找一些高风险的领域去投放信贷，获取更高的收益。这时，各国银行业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房地产贷款，因为房地产价格此时正在上涨。所以，我们观察到，各国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息差都没怎么下降，这个原因是重要的一方面。

然而，等货币宽松期结束，央行收紧银根，房地产风险暴露，此前为了保息差而开始浪的银行，就开始出事了。“因此，利率市场化带给银行的风险，不是因为银行息差没了导致亏损，而是自己作死的”。

因此，王剑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对银行业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别让银行干坏事。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尤其提防银行股东层、管理层制订不切实际的考核任务。此外，监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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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最近一个月以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身边提前还贷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人都在和银行商量，能不能让我赶快把贷款还掉。甚至有很多人抱怨说，当初贷款的时候千难万难，又要查流水，又要看征信，还得问你有没有还款能力。没想到还钱也这么难吗？你说你借钱难我理解，你把钱借给我你怕我不还钱，所以你要考核我的能力，现在我是真金白银的还钱，这你有什么可等的呢？直接让我把钱还掉，把房本给我赎出来不就算了吗？

此前的节目我们分析过，对于银行而言，房贷绝对是妥妥的优质资产，房贷由于有抵押物，而且这个抵押物在过往的时间里还不断升值，所以说实话，不还房贷的人的数量是极低的。而房贷动辄一签20年30年，利率又是5% 、6%，所以银行真是躺着赚钱。现在你突然把贷款还了，让银行赚不到这个钱了，他银行也有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银行在还贷问题上给你设置种种困难，让你三四个月才能把贷款还清。

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大量的人要求提前还贷？我们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此前我们的很多贷款利率有点太高了，几年之前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很多人都认为买房子一定能赚到，而且能今天买千万别明天买，买的越早赚的越多。当时我们为了抑制房地产过热，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加首付，加利率，有的地方你购房贷款利率都高达了基准利率的1.2倍、1.4倍之多。以至于现在有很多人说，我翻了翻合同，我30年的贷款利率高达5％、5.5%甚至6%，怎么这么高？

是啊，当年我们身处一个高利率时代，大家没有意识到利率这么高，而现在由于房子不好卖了，所以从去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推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银行也是降首付降利率，还是那句话，银行也是一个商业企业，当你钱很少，没有那么多资本金的时候，你就得调高利率。当你资金非常充沛、大水灌溉的时候，那你就有可能降低利率，以便多做生意。

所以今天到有的城市买房，首套房利率大概只有3.8、3.7，大家一算账，这个利率差两个百分点，而且30年都差两个百分点，简直我是又买了一套房都可以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很多人想提前还贷，当然了也有很多违规操作，因为你毕竟要把30年贷款都还掉，这是很大一笔钱，没有这笔钱怎么办？有些中介机构跟你建议说，干脆我帮你把钱还了，我再帮你操作一个经营贷，这个经营贷利息极低，大概只是百分之三点几而已，这样你不就等于把这个高利息改成低利息了吗，你就能省掉很多钱了吗？

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讲过，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你一定得小心，因为房贷和经营贷它是不一样的，房贷是长期稳定的，经营贷它是让你一年一归本的。什么意思？你贷款100万买房，一个月还几千，你可以还30年，你贷款100万经营贷把你这个房贷给替换掉了，对不起，每一年年底你得把这100万本金还了。貌似利息很低，可是到年底你上哪弄这100万？

有的中介跟你讲没事，我帮你运作资金，借你几天，你再支付一点利息就得了，但这样一方面每年年底你就得额外支付一笔利息加上中介费。另外一方面你能保证每年都借出这笔钱吗？你能保证每年经营贷的利息都很低吗？一旦过几年经济又过热了，银行银根紧缩，不放给你经营贷怎么办？到时候你拿什么钱去还这笔钱？

有很多企业都死在倒贷上，大家知道吗？而且归根结底讲，用经营贷替代房贷，用短贷替代长贷，这是违规的行为。银行如果知道了，可以随时随地不批准你这一笔贷款，到时候你这是血本无归。当然有很多人提前还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太缺乏投资渠道了，5年之前如果你想投资的话，你可以去P2P，你可以去信托，你可以去私募基金，你可以去买银行理财。当时你要是年化搞不到个10%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别人讲，你都觉得我这个投资理财太失败了。有的P2P动辄给你15%、20%的年化。

可是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你盯着人家丰厚的利息，人家看中的就是你的本金，最终P2P彻底崩盘，信托停止刚兑，基金倒台了很多，银行理财都不保本，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我怎么什么投资渠道都没有了？去年年底有大量买了R2级理财的人惊呼，怎么R2级这么稳健的投资方式不但没有赚到利息，本金还有折损了？

是的，银行卖给你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这个理财不保本保息，我们理财所谓年化收益都只是预期的，并不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者的话，你恐怕只能选择存款和国债了。而利息又是极低的，当然由于过去两年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很多人也不敢投资了。过往这几年为什么很多人手里有钱他也不还贷，大家觉得我手里拿了个几十万的钱，我如果还了房贷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我这笔钱是可以投资的，我这笔钱可以买各种理财，我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相当于我赚了银行的利差了。

而现在一方面没有稳定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大家也保守了不敢投资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吧？最新公布的数字，整个2022年居民存款大增，很多人都惊奇，为什么经济情况不太好，很多人失业、裁员、降薪，反而居民存款在增加？是啊，越是对未来有不确定的信心，越是不敢投资，你才越可能去增加存款。那么对于很多人而言，我存款一年才能拿几个利息，我那边还背负着房贷，房贷利息，比银行定期存款高得多得多了，我何必让银行赚这个利差呢？我干脆还是把这个钱还掉算了。

所以正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不敢投资、不敢理财，才使得更多人选择更稳健的方式那就是把贷款还掉。当然如果您手里有这笔闲钱，也确实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的话，我觉得现阶段把房贷还掉也不错，起码每个月以后减少了还款压力，生活的更加轻松。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经济是有循环周期的，过往三年全球因为疫情影响经济不太好，可是现在疫情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未来这几年我们经济一定会大爆发的，消费者会报复性消费的，到时候我们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投资会赚到钱。

那么各种各样的理财平台也可能会给你，高回报的理财存款机会，那么是不是手里如果有点钱的话，去参与这种投资和理财能赚到更多的钱，可是如果现阶段你把房贷还了的话，再从银行贷出钱，那个难度就高了。因此现阶段要不要还钱取决于你对未来到底还有没有信心。

在今日，到山西省平遥县旅游的人们多半都会注意到这座古城的票号痕迹，城内的日升昌等遗址向来往的游客展示着其过往的辉煌。而当人们站立在这里时，若不是对票号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大概不会猜到这里的票号曾经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将分号开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杭州、广州等国内各大城市。

在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山西票号被认为一度掌握着晚清的经济命脉。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成立的，在一百余年的历史里，整个亚洲可能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平遥县一样有着如此巨大的金融影响力。甚者，在晚清北洋民国时期，不少有志之士将平遥比作纽约、伦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票号也随着晚清的衰落而衰落。总之，两者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在王路曼的新书《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中，清朝的中央朝廷、省级政府与山西票号的关系并不相同，省级政府对票号有着实际的、庞大的汇兑需求，而朝廷则对此持警惕和压制态度。

接着，这本新书更大的分析过程是在呈现，1842年以后，山西票号如何将沿海与内陆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并且这一呈现试图打破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是因为，即便在那些认为近代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经济史著述中，“近代中国”指的往往也只是长三角、华北地区或沿海城市，而不包括内陆非港口型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或东方是欧洲的“他者”，内陆则是国内沿海地区的“他者”。《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的看法是，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农村，以及连接它们的票号，在共同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和扩张。

这本书最终指向了近代中国的内陆是否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更宏大的议题。其处理方法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单一叙事神话，既分析山西票号的资本主义逻辑，也分析它的非资本主义逻辑。在流行的单一叙事之下，票号的未来只有转向现代银行这个唯一的结局，当票号在20世纪初没有发展成为现代银行时，也就等于彻底的失败。而作者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商人在晚清变局之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资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育等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发展机会。跌宕起伏的票号家庭故事也穿插于其中。

《白银帝国》（2009）剧照。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王路曼

《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王路曼 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

票号竞争者为何合作

19世纪初日升昌诞生起，先后约有四十家票号相继开业。而1860年至1900年间票号汇兑业达于鼎盛时期，则约有三十家票号在业。

尽管山西票号都源自同一省份，票号之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决定了票号的性质首先是独立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式金融商号。譬如日升昌和蔚泰厚作为两家开业最早、存续近一个世纪的票号，早在1840年代就成为竞争对手。1844年，日升昌苏州分号为了招揽生意，主动为一名乡绅降低了报捐所需的费用。此举导致蔚泰厚苏州分号“概不能做分文……是以只可不做”。1851年2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在与日升昌竞争汇兑海运经费中再次败北。当时因押送现银路途不靖，藩台已经准许将一项约25万至26万两的海运经费交由日升昌和蔚泰厚汇兑至京。但蔚泰厚得了苏州本地的粮道“倪大人”，最终只有日升昌参与汇兑海运经费7万两，而蔚泰厚分文未获，其余款项仍由陆路押解现银。

其实，这两家票号的竞争关系甚或可以追溯到其创始总经理之间的恩怨。在日升昌草创阶段，毛鸿翙曾是总经理雷履泰的手下。然而，能力不凡的毛鸿翙被雷排挤出日升昌，但毛很快得到介休侯家财东的支持，最终升任蔚泰厚票号的首任总经理。商业恩怨最终扩展到家族恩怨。据传，毛鸿翙曾将他的一个孙子命名为“毛泰”，借此暗讽雷履泰是他的孙辈。在传统父权社会，这是一种常见的谩骂手段。

1882年《平遥县志》县城图。（图片来自《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除上述两家票号巨擘外，还有很多山西票号在开业之后也纷纷加入与同行抢夺官款汇兑的竞争中。1874年，协同庆兰州分号在信件中谈到天成亨独揽了本地粮台之银的汇兑，导致本号现银积存过多。19世纪90年代末，日升昌广州分号在信件中抱怨说本地的志成信和协成乾分号几乎独揽了从广东汇往北京的饷款。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时局动荡导致各处金融市场银根缩，所以日升昌成都分号婉拒了承汇京饷的委托。然而令日升昌震惊的是，本地的票号同行不顾盲目承汇官款可能导致的无力偿付，“竟有含糊答应办理者数家”。

尽管票号之间竞争频仍，但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省外，每家票号仍然自视并对外展示为紧密联系的金融联盟的一员。事实上，“山西票号”这个名词过于笼统，并不能很好地体现票号之间近乎排他般的紧密联系。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票号的财东、经理和学徒基本都来自于分布在汾河谷地150公里范围内的五个县，即平遥、祁县、太谷、榆次和介休。而根据三十余家票号的总号所在地，票号一般被分为如下三帮：平帮、祁帮和太帮。而平遥县城内平帮票号总号的位置分布则进一步印证了票号之间广泛而又密切的合作关系。

平帮六家票号位于县城内的总号在图中的位置分布。（图片来自《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如上图所示，有六家平帮票号的总号选址于毗邻县衙和市集的西大街和南大街。令人惊讶的是，日升昌和蔚泰厚这两家长期处于竞争关系的票号，其总号竟然咫尺之遥，只需步行两分钟即可抵达对方的票号。而在山西省外，票号往往会积极加入所在地的同业组织和商贾联乡谊的山陕会馆。而票号在省外的商业合作也绝不会囿于是否同属一个票帮。1872年，22家票号在上海的分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1882年，在汉口，票号与其他山陕商人一同出资参与建设了汉口山陕会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同处一隅、互相竞争的票号，在山西省内外都结成了非正式的却强有力的商业联盟？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下：一个强有力的票号间的商业联盟决定了各家票号的存续及其汇兑生意的成功与否。在理想世界里，充足的启动资本、稳定的营运资金，以及能否以借贷人身份随时从本地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获取金融资源是决定票号汇兑业务成败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现实中，为了规避风险，票号的资本募集往往围绕家族和亲属展开。因此，每间票号获取的启动资本数额通常十分有限，且较为分散。此外，票号在日常金融业务中也采取极为谨慎的、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之上的借贷模式。这是因为在前信息时代，无论是在银根紧缩还是松弛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都面临下述的一系列永恒挑战，例如：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较为缓慢的商业资讯传播，以及有限的合同强制执行力。

对于每家票号而言，存在于金融联盟内的票号之间的借贷不但能够对抗由银根紧缩或松弛所导致的商业危机，更能为票号解决以家族为本位募集资本所带来的流动资金的短缺问题。在此金融联盟之中，票号还会彼此约定好固定的借贷还款日期—即标期。在前信息时代，标期可视作票号借贷双方之间的内部信息共享机制。此外，每家票号也能从该金融联盟中获得信件传送服务，即“公脚”，以及集体雇用镖局押运现银的服务。这些都弥补了清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中的缺失。而广泛存在于票号之间的联姻和人员流动也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了商业信息的传播和共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巩固票号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

《乔家大院》（2006）剧照。

活跃在联盟之内的资金吸纳者

尽管每家票号的启动资本数额都各不相同，但是通常来说，票号的“正本”一般在3万至10万两白银之间。除正本外，票号的资本来源还有通常被作为流动资金的“副本”：它通常是在票号开业后随着营业兴盛由财东再次追加的资本。比如1884年，大德通由茶庄转变为票号，其正本为10万两。到了1892年，大德通的资本变为13万；1896年为14万；1904年为18万；1908年为22万两白银。除此之外，财东往往从获得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再次投入到票号内，这也是票号资本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考虑到19世纪白银的购买力，票号的启动资本数额可谓相当可观。然而，如果这些启动本和票号承汇时所需的流动资金相比，仍然是远远不够。因为规模较大的票号往往开设十数家遍布国内各地的分号，每一家分号能够获得的营运资本一般不超多1万两，所以几乎每家票号无论总号还是分庄都永远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在汇兑业务较多的北京和上海等地，每家分号的营运资本也一般不会多于3万两。与票号的资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汇兑业务的规模。

例如1851年，日新中票号北京分号经手的“收会（汇）”约为60万两，“交会（汇）”约为42万两，这些承汇金额大约是票号各分庄平均营运资本的15至20倍之多。票号启动资本和流动资金数量受限的主要原因，与其以家族为本位募集资本的模式有关。此外，票号资本有时也来自各分号资深经理的投资。在票号资本的募集过程中，山西商人家庭的宗族堂号不再仅仅是同一宗族姓氏下某一支派群体的名称，而是以投资票号的主力“个体”单元形象出现。“堂”的本意为供奉祖先的宗祠或家祠，后来这个概念也被赋予了经济的意义——它通常包含了同姓某一支派不出五服的家庭成员，并依此为基本的家庭单元开展各种投资和商业活动。

《白银帝国》（2009）剧照。

同姓宗族的堂号经常同时投资多家票号，或者与其他堂号交叉持股，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何每家票号的营运资本往往极其有限。为了规避大家族们的金融责任，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就是同姓宗族的投资者（即“堂”）同时投资和开设多家“联号”。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每个联号都是独立运营的票号；另一方面，由于联号往往同属一个宗族，他们之间有很多内部的金融往来与交易。比如介休北贾村侯氏家族是“蔚字五联号”——即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的主要投资者。此外，平遥达蒲村的李氏家族投资了日升昌和日新中，这两家票号互相持有对方的股份。而祁县城内的渠家则将其资本多元化地投入到百川通、存义公、长盛川和三晋源票号。榆次车辋村的常家下属的三个堂号则交叉持有大德玉和大德川票号的股份。

除了各个堂号交叉控股之外，票号的商人家族还将票号资本与其他商业资本紧密集合，并且互相转化。比如介休侯家除投资了五家票号之外，还在开设有绸布庄、染坊、杂货庄、药铺等，并在介休和北京经营当铺。平遥李家开设有颜料庄、钱铺、杂货和药铺。祁县乔家在1880年代投资开设票号之后，还一直持续着传统的茶叶贸易，并且在湖北拥有垂直整合的茶叶产业。有时，某些票号家族选择极为保守的财富管理方法，即窖藏财富而非继续投资。据传三晋源等票号的财东渠源祯去世后，他的儿子渠本翘（1862—1919）曾在住宅的地窖中挖出了巨额现银。

票号地下金库的复原模型。（2010年作者摄于山西平遥）

如果用韦伯“理想类型”视阈下的“经济理性人”企业模式来分析山西票号家族本位的资本募集和多元的投资模式，那么会得出如下结论：近代中国的家族式金融和贸易商号，比如票号，因无法有效吸纳非家族的外来资本，所以势必不敌20世纪初登场的、依赖非私人性信任募资的现代银行或企业。

事实上，当放眼19世纪全球的企业和银行，我们不难发现山西票号采取的以家族为本位募集资本的模式是一种常规操作，比如美国内战前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也依赖家族关系开展融资借贷。这是因为在前信息时代，为降低未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任何一个投资者都绝不会将其全部的资本投入到某一家企业。比如山西票号通过票号间的汇兑和借贷，可以有效地解决家族本位募集资本所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市面银根紧缩时，票号可以求助金融联盟中的其他同行获得救急的流动资本，而不必时刻依赖家族资本。尽管票号的商业规模和扩张不可避免地受到家族资本募集和财东投资多元化的制约，多数票号即使遇到银根紧缩，也仍然在汇兑和金融业务中信奉和贯彻风险规避。比如在繁忙的农作物进出口贸易季节，票号在各地的分庄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处理往来商人的汇票，这通常会给票号带来巨大的压力。尽管承汇高额商款会给票号带来可观的利润，然而很多位于繁忙口岸的票号分庄却经常拒绝这样的汇兑业务，因为票号不愿意通过向本地陌生商号获取高利息、短周期贷款的方式获取汇兑所需的流动资金。

此外，票号的分庄也极少在本地吸纳来自陌生客户的存款，不管这笔存款的数额有多么巨大。票号把上述这些交易视为危险的金融操作，因为用借来的现金流处理汇兑业务等于时刻面临可能发生的金融挤兑。此外，票号也不乐意为了承兑某一特定的商款而付出高昂的短期借贷利息。

票号的号规和往来信稿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于融资的审慎态度，无论票号的汇兑业务多么需要流动资金。1884年，大德通票号在《号规》里反复提醒各处分庄，任何汇往祁县的款项，都必须起码在标期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告知总号，在获得批准后，方可“收会”。而在冬、腊这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商人都会要求将其汇票快速兑现，所以各分庄在承揽汇兑时更需格外谨慎。否则，“倘遇银势疲滞”，票号各庄就面临被动的局面。因此，《号规》认为零星小宗的汇兑在银根紧缩时期或仍可照做，但是大宗的商款汇兑应该尽量避免。如果必须要做，一定要提前通知总号，早做规划，否则得不偿失。

谨慎的放贷者

除了极其谨慎的吸纳存款原则，票号在本地的金融市场也是谨慎的放贷者。有时，票号即便由于收汇远超交汇数量而在手里积压了过多的流动资金，他们也不会轻易放款给陌生的贷款者。这种看似过度保守的放贷原则实际上是保护票号免受呆坏账侵扰的良方。

事实上，票号日常的汇兑业务已经将其暴露在贷款违约的高风险环境中，因为票号在承汇大笔商款时，有时会预先垫付全部或部分现银，那么票号这种提前兑现汇票的操作就已经具有了短期放贷的性质。此外，票号在山西省外的分庄由于远离熟悉的商业氛围和人脉，在日常汇兑和金融业务中更易受到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的合同强制执行力的困扰，因为他们很难评估陌生借款人的信用究竟几何。

《乔家大院》（2006）剧照。

1874年7月，协同庆平遥总号批评其位于甘肃秦州的分号，因为后者将超过12,000两现银存在本地两家钱铺内，而这两家钱铺的本钱只有1,000至2,000两，“并无殷实底里”，所以根本无力吸纳逾万两的票号放款。协同庆责令秦州分号迅速将放款收回，以免遭受巨额损失。19世纪90年代初，海关税务总司在其《海关十年报告》中也曾提及在重庆的票号分庄几乎从不放款给陌生商户，即使后者愿意支付高昂的利息。

作为预防票号各庄盲目放贷的机制，票号的贷款多基于个人信用而非贷款抵押。如果以脱离了历史背景的现代后见之明来看，票号轻抵押、重信用的放贷模式通常会被批判为巨大的经营缺陷，因为这种模式似乎将票号的放贷置于了一种毫无防范的危险境地。然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只有在“二战”后，具有合同强制执行法律效力的第三方机构才逐渐在踏入信息时代的民族国家中逐渐普及。而在处于前信息时代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奉行极简主义政策的晚清中国，具有合同强制执行力的第三方机构是不存在的。因此票号深知：就算是执行了抵押贷款，如果不幸遇到对方拖欠还款，票号也未必能够将抵押的货物按时收回。况且，被用于抵押的货物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卖出或变现。

《大宅门》（2001）剧照。

尽管票号认为基于信用的贷款是经济和稳妥的放贷模式，不少票庄仍对贷款人的抵押物的安全性给予极大重视。19世纪70年代早期，日升昌长沙分号在中间人的帮助下，从无力偿还欠款的蒋某手里将其抵押的物品作价变卖，并成功回填坏账2000两现银。

19世纪90年代，蔚丰厚扬州分号发现本地某商号无力偿还贷款，迅速将该号的土地及盐场地契抵押，在估价8万余两白银后，又经中间人担保，最后议定为分八年归还。经过及时止损，扬州分号将损失控制在1万两现银。事实上，多数情况下票号都将以抵押为前提的贷款视为巨大的负担和累赘，因为将贷款人质押的资产清盘变现不但耗时且不易成功。1900年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时期，日升昌西安分号在往来信件中提及：当下省城百余家店铺均面临倒闭风险，因无银可还，所以预备用货物作抵。此事旋即引起平遥总号的高度警惕，认为各店铺此举“存心不善”，因为用作抵押的货物在动荡局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如垃圾般积压在仓库里。

在19至20世纪之交，蔚盛长票号河南道口分庄曾经给一个印刷厂放款约4万两白银。辛亥革命后，该厂倒闭，因无法还款，后将11台机器抵给了蔚盛长。1920年，时任蔚盛长平遥总号员工的范逢源曾前往道口再次收账，然而这11部早已高度残损机器至此仍存放在一家店里，且早已无法变现。在很多情况下，票号出于维护与长期生意伙伴的关系以及维持其精明的放贷人形象，不得不主动吞下冲销坏账这枚苦果。

1874年，协同庆总号就恒丰益倒闭一事致信重庆分庄，警告后者不要将恒丰益告上衙门，因为“别号交情浅，我号交情深”。一方面，总号反复叮嘱重庆分庄仍要竭力讨要所欠贷款；另一方面，总号再三告诫分庄：“一定不打官司，能要要之，不能要缓之。既有当初之交，今日亦不当薄。况即打官司，亦未能原璧回赵……”信件末尾，协同庆总号还不忘批评分号在当初放款时的鲁莽：“果有其才（指打官司），自早不放此倒也。”

《风雨日昇昌》（2020）剧照。

总之，我们必须将票号谨慎的融资借贷模式放置在19世纪前信息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和解读。这种以规避风险为核心的借贷原则和实践是票号在已知有限的合同强制执行力以及变卖质押资产困难等金融风险时做出的现实回应。

原文作者/王路曼

摘编/罗东

导语校对/王心

摘要：南京东路外滩这个路口，就在距今约85年前，老上海的“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也曾在这个路口的北侧上演过，而当时的情形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南京东路外滩这个路口，自从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完工以来就俨然已成为上海又一处的“网红打卡圣地”，游客们在此纷纷驻足留影并远眺浦东陆家嘴的高楼林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今约85年前，老上海的“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也曾在这个路口的北侧上演过，而当时的情形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当时参与这场竞争的双方，一方是曾经在当时的上海富甲一方的外国冒险家维克多·沙逊，而另一方则是当时在华资银行领域内位列翘楚的中国银行，最后中国银行建在外滩的大楼以约70米的高度被高约77米的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压低一头。

以往有关这场“争夺战”最为常见的说法是：“飞扬跋扈的沙逊为了确保自己的沙逊大厦在外滩享有第一高楼的美誉，故蛮不讲理的通过公共租界工部局故意压低了准备建造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而中行也因当时此楼位于租界内故无奈只能作出让步，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相较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逊一筹”。由于目前关于这种说法没有充足史料佐证，故“沙逊压低中行大楼一说”只能作为一种“传闻”，而真实历史上有可能促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却远比“沙逊单方面的行为”要复杂许多，在此期间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

《建筑月刊》上最初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双塔楼”的设计方案

这段历史中，有一点没有异议的，即原本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的确要比位于其南侧的沙逊大厦高出不少。有图为证，我们从1935年初刊登在《建筑月刊》上的一张“外滩中行大楼初始设计方案效果图”来看，这幢预想中的大楼不仅要比沙逊大厦高出许多，而且在位于其西侧不远处的地方还会另外建造一幢高度稍低的副楼，即最初的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是以“双塔楼”的方案来构思设计的。试想此举一旦成功，必将会在当时国内的建筑领域内掀起巨大波澜，也同样会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不少荣光。

然而就在当时许多国人在对于这幢即将实现的“外滩第一高楼”满怀期待之时，仅在数月后1935年4月间，一张出现在当时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设计方案效果图”却又令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张效果图中，原本设计方案中的“双塔”变成了“单塔”，且原本主楼的高度也要比数月前最初的设计方案低出了不少（但仍略高于沙逊大厦），仅仅数月之间就作出如此重大的调整，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单塔楼”的设计方案（出自《中国银行旧纸币图录》）

对此读者们可能先会想到的是“沙逊的阻挠”，但如果我们细心查阅史料的话就会不难发现，外滩中行大楼的设计方案效果图虽然在1935年初就已经出现，但这个项目作为“正式的工程”向工部局提出申请，还是要等到约一年后的1936年初。既然还没有向工部局提出申请，那又何来沙逊通过工部局故意压低大楼楼层一说呢？而且正如当时中行纸币上的效果图所示，计划中的外滩中行大楼仍旧要比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高一筹，因此若说沙逊在1935年初到同年4月间就对“外滩中行大楼的项目进行过干扰”的话，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里面其实还隐藏了一个更少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即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白银风潮”（也有写成“白银危机”）。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银本位制”（即以白银来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国家，我们在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中经常能看到银两、银圆等交易单位，其根源就来自于这个“银本位制”。19世纪后期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金矿的发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币制开始逐渐从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此举在无形之间造成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由此也就导致了国际银价的下跌。至20世纪30年代初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着“银本位制”，而银价的下跌仍是那时国际市场上的常态。

1934年美国为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出的《购银法案》使得白银价格开始了一反常态的“逆势反弹”，不明中国实情的美国政府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提高白银价格就可以提升中国这个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能力从而达到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但事实上当时经济脆弱的中国非但没能在这个《购银法案》中获取任何益处，与之相反，随着大量白银在投机客们操纵下的持续外流，中国市场的银根紧缩与市面萧条却接踵而至，最后中国反倒成了美国《购银法案》最大的受害者。而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白银风潮”，当时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自然也是不容乐观，因此改“双塔”为“单塔”并降低主楼高度也就成了中行高管们不得已的选择。

和平饭店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夜景

那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又怎么会略矮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的呢？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我们还要从1935年发生在中国银行高层的那次大变动说起。

1935年，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因之前“拒绝认购国民政府为扩充军费而发行的国债”等原因被挤出了中国银行的核心管理层，取而代之的则是宋子文，至此原本受江浙财团掌控的中国银行也就此进入了由国民政府掌控的时代。宋子文在对待“外滩中行大楼”的建造事宜上显然要比之前张嘉璈更加“务实”许多，而此时的宋子文也俨然已成为在“外滩中行大楼”建造一事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该书中写道：“维克多·沙逊与孔祥熙私交甚密。此外他每次来华都要专程拜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子文则经常派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与他联系”，如此宋子文也就有了与沙逊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曾经“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的话题可能与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建造楼层的限制有关。建筑物的高度除了取决于它正向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之大小外，也与它侧向所面对空地或道路之大小有着密切的关联，外滩中行大楼与沙逊大厦虽然正向所面对空间大小相同，但沙逊大厦侧向所面对的南京路却比外滩中行大楼侧向所面对的现滇池路在宽度上要多出不少，所以外滩中行大楼在整体高度上要比沙逊大厦略低一些。上述观点也仅供大家参考。

当然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外滩中行大楼最终“低人一等”的结果在很大层面上还是因为当年中国是一个“弱国”而导致的。“白银风潮”重创了我们脆弱的经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看外国人眼色行事，租界内中国人不能自主等，或许这一切早已注定了外滩中行大楼在这场“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中无法取胜的宿命，而这样的历史，如今也早已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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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解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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