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根紧缩对股市有什么影响(银根紧缩)

2023-04-07 07:31分类：MACD 阅读：

今日汇丰控股总裁在今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宣布，汇丰集团二季度税前利润11亿美元，同比跌82%，而在刚刚公布的上半年财报中显示，除股息收入净增加明显，达到132%，其余重要利润指标都表现为减少，净利息收入同比-4.8%，净服务费收入同比-3.23%，营业总收入同比-18.1%，经营溢利同比-70%等等。

而汇丰银行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就更加印证了财务端的败退，从2018年的1月末的历史新高78港币，到时至今日的33.4港币，足足跌去近6成。选择相同时间段，同比恒生指数跌幅仅为27%，下跌程度达到两倍还多，究竟为何，我们一起来探究原因。

危巢无完卵

恒生指数今年表现不佳，从18年年初的近35000点跌到今年低点近21000点，跌幅4成，同比上证指数走了个轮回，以及美股纳斯达克指数的再创新高，显然疲弱了不少。而汇丰，虽然辉煌不再，但毕竟作为恒指大盘股，与内地银行股，工商，平安，建行，共同构成银行权重股，我国的银行主要是储蓄银行，主要盈利模式还是严重依靠存款贷款的息差比，这一方面受到美联储利率决议的影响颇大，美联储在2018年进行了四次加息，由于香港利率铆钉美国基准利率，港币自然开始加息。即使汇丰作为老牌的英国银行，但主要业务还是基于亚洲市场为主，仍然难逃基本的息差宿命论，18年这一年来汇丰净利息收入达到300亿港币，而由于恒指18年全年回落，汇丰证券投资的收入只剩下2.18亿港币，同比减少八成多，二级市场收入异常惨淡，但毕竟息差才是大头。到了19年则风向却完全转了，美联储19年的8月开始降息，恒指带着汇丰先于其在5月见了顶，而恒指在今年2月暴力反弹4000点，汇丰的股价却顺着美联储无底线放水的趋势一泻千里。

受累于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首当其冲受困的就是英国金融业，更为可怕的是英国伦敦作为欧洲老牌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而直接证据就是英国脱欧前，超过275家金融公司正在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资产和资金以及数千名来自英国的员工转移到欧盟，耗资高达40亿美元。而更为致命的是十家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共同从英国转移了8000亿英镑的资产 - 占该国银行资产的10%。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已经转移了350亿英镑的资产，少数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筹集了650亿英镑的资金。钱走了使得英国银行股今年截至目前跌了近五成。看来双重打击后的英国银行股在银根收紧之前，股价的未来表现也是一言难尽。

一个好消息

最近对于银行业的一个好消息是股神巴老爷子七月份大笔买入美国银行，成为了伯克希尔第二大的重仓股，对于价值投资者来看，美国的银行股当然是估值诱人，而获利的根源还是笃定联储利率下行无空间，以及防水预期程度的减弱。只是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获利的时间点不确定，也许三年，也许更长吧。

2022年6月24日，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得）向深交所又一次更新申报材料，继续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冲击，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会计师为立信中联，律师为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普莱得是一家从事电动工具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电动工具专业制造商，致力于成为电动工具领域ODM专业制造商和OBM品牌商，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和发展，公司产品已覆盖电热类、喷涂类、钉枪类、吹吸类、冲磨类、蒸汽类等六大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家庭装修、工业制造、建筑施工、园林维护等多个领域。

在全球近年都在深受新冠疫情之苦的情况下，普莱得却逆势而上，营收规模取得了飞跃性的增长。报告期内，发行人分别录得2.95亿元、3.92亿元、6..73亿元的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1.04％，如此增长速度不得不让人啧啧称赞。不过，如果我们将视线延长至申报期的前一年，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发行人的快速增长并不是从来如此，而是在报告期内突然提速的。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2019年未申报起点，发行人在申报前和申报后呈现出来的业绩增长态势完全是两家企业。申报前，发行人年营收仅增长12.25％，，最为关键的销售收现更是只有2.97％，基本保持不变。然而一旦走上上市之路后发行人彷佛就换了个增长引擎，营收规模一路狂飙，当年营收增长率立即翻倍。21年再接再接再厉，实现了令人瞠目的71.71％的营收增长率。在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因新冠疫情裹足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下，发行人却以惊人的态势逆流而上，这不禁使人发问发行人业绩的真实性到底几何？是否存在财务造假？带着这些问题，估值之家对发行人披露的申报材料进行了研究。

一、被迫的转型之路，“双轮驱动”还是“跛脚前行”？

对于投资者来说，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是其做出投资决策最主要的依据。从发行人对自身业务的描述看，应该是深谙投资者的心理。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致力于成为电动工具领域 ODM 专业制造商和 OBM 品牌商，公司一方面通过持续发展 ODM 业务，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开展自有品牌的推广，逐步发展 OBM 业务以提升品牌价值，实现“ODM+OBM”业务双驱动。ODM 模式是指通过自主研发和设计，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并销售给品牌客户的模式；OBM 模式则是指公司依托在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方面的优势，根据终端消费者市场需求和产品定位，以自有品牌在国内外市场进行销售。简而言之，ODM模式是发行人将产品卖给客户并以客户的品牌销售给终端用户，OBM模式则是以自有品牌销售产品。在ODM模式下，由于厂商仅是根据品牌商客户的需求制造产品，不仅生产缺乏相应自主权，销售更是严重依赖品牌商客户的品牌知名度，因而ODM厂商的毛利率都非常之低。以国内最具规模的ODM通讯三巨头为例，仅闻泰通讯的毛利率超过了10％，华勤通讯和龙旗科技常年稳定在10％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ODM厂商一般都会培育自由品牌，将自身的产业链向下游延申，亦即从ODM厂商转型为OBM厂商。

从招股书披露的战略规划看，发行人也希冀能够从ODM转型为OBM，但从披露的财务数据来看，貌似转型之路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目前营收状况着实和自我宣称的“双轮驱动”的盈利模式不匹配。报告期内，ODM业务和OBM业务营收的差距非常之大，ODM业务营收占比全部在90％以上，OBM业务才堪堪超过9％，前者的营收规模几乎都在后者的10倍以上。

此外，OBM业务虽然在报告期内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在离申报前最近的2021年度，其增长速率却突然低于ODM业务，前者最近一年的增长速率65.56％，而后者的营收增长率则为72.19％。考虑到OBM业务近些年刚实施，增长空间远大于ODM，其增长速率理应远高于ODM。但实际情况是，OBM业务在规模上和ODM尚有10倍差距的情况下就已表现出增长疲态，如此未老先衰很可能说明OBM业务进展并不顺利。从终端客户的角度来看，两种模式所购买产品的性能、用途完全一致，ODM的价格可能比OBM还要稍贵，但依然更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只能说明终端客户更青睐第三方品牌，而不是发行人的自有品牌。换言之，无论是从现有存量还是未来增量来看，OBM业务都很难和ODM业务相提并论。鉴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实现了超过50％的营收复合增长率，如果真如发行人所说目前的盈利模式是双轮驱动，那发行人几乎是开着一辆车轮大小完全不同的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增长越快，翻车可能性越大。

对于两种模式在现有体量和增长速率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发行人对此不可能没有认认知，之所以明知如此却依然宣称自身的盈利模式是“双轮驱动”，我们认为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提升投资者的遐想空间以便于在资本市场讲好故事，二是掩盖自身表面上营收一路狂飙实则跛脚前行的转型之路。

二、原材料占比居高不下，研发占比持续下降，营收增长缺乏产研支撑

由于ODM厂商一般仅负责生产制造环节，在研发、销售等高利润环节缺乏足够的自主权，这使得 ODM厂商的毛利率都非常之低，强如工业富联的毛利率也仅在8.3％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数ODM厂商来说，提升盈利能力的渠道无非有二，一是抢占市场份额以便实现规模效应，二是向上下游产业链延申以便掌握更多的自主权。对于ODM厂商所与生俱来的盈利局限性，发行人对此并非没有认知，指出产品研发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规模效应等是影响盈利的关键因素，并在招股书中反复强调公司营收增长的超高速原因系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以及研发创新能力，但从财报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来看，发行人的生产制造和研发创新能力并不足以支撑如此高速的增长。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结构是最能反应企业产品生产制造能力的指标之一，而生产制造能力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则是人工和设备。一般来说，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研发需要大量高素质的生产技术人员以及高精尖的机器设备，因而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在成本结构中的占比比较高，但从发行人披露的成本结构来看，发行人的产品似乎并不需要高技术人才，也不需要高精尖的设备。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直接材料占比逐年上升，从2019年度的78.93％上升至82.60％。与此相对应，直接人工的占比却逐年下降，从2019年的12.74％下降至2021年的9.40％。在发行人产品的各项成本构成中，仅有直接材料的占比和营收变动保持着同样的增长趋势，直接人工的比例变动趋势则和营收增长趋势完全相反。制造费用的占比虽然在报告期内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及其有限，营收增长最快的2021年的制造费用占比甚至较2020年有了不小幅度的下滑。换句话说，发行人的营收增长和生产制造能力并不相匹配。

与成本数据所反映的生产制造能力变化相类似，发行人研发数据所反映的研发创新能力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和营收增长应有的匹配度。

报告期内，除2021年度直接投入相较20年度增加101.46％外，其余各项研发支出的增长率全方位落后于同期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在整个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是呈逐年下滑态势。即便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是全方位落后同期可比公司平均值。吊诡的是，发行人虽然研发投入不如同行业，但其营收增长率和毛利率却全方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一面是向投资者不断夸耀自身的生产制造和研发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却实现了超出能力之外的营收增长，发行人似乎在告知投资者: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上文从ODM厂商自身的经营特点分析企业的营收增长实际并无相应的生产制造研发创新能力予以支撑，如果暂且不论整个行业特点，从企业自身出发，企业的营收增长是否合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由上表可以看出，和员工人数以及设备价值的增长态势相比，发行人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依然一枝独秀。除去2020年度营收增长速度低于当年的员工人数增长速度外其余各年度营收增长都远高于员工人数和设备价值的增长，其中2021年营收增长速度几乎是员工人数增长速度的10倍。即使不考虑时间和偶发因素导致的差异，仅比较年均复合增长率，营收的增长速度也分别是员工增长速度和设备增长速度1.68倍和2.29倍。显而易见，发行人的营收增长并无人员和设备基础。

对此，估值之家以现有的人员和设备规模为基础，假设发行人员工的工作效率和设备的生产效率在报告期内保持恒定，对企业在现有生产条件下所能实现的营收进行了估算。如果以员工口径推算，发行人报告期分别虚增收入1574.09万元、-3879.54万元、19774.35万元，合计虚增收入1.75亿元；如果以设备口径推算，发行人报告期分别虚增收入895.57万元、5072.88万元、24484.11万元，合计虚增收入3.05亿元。

三、营收增长难以自圆其说

在发行人的自述中，高增长的行业发展前景、极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优质的客户群体是其在报告期内实现业绩高增长的基础。然而，仔细将发行人的文字叙述和实际经营情况进行比对后发现，发行人的很多解释和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

实际上，不仅发行人不仅不具备消化募投项目的内在能力，就整个产业环境而言，募投项目的消化难度也极大。发行人在向深交所解释募投项目合理性时回复称：“随着全球电动工具行业的迅速发展，行业容量不断扩大。2021 年全球电动工具市场规模为 343 亿美元，预计未来仍将以 5.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呈现稳定1-132增长态势，并在 2026 年达到 452 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规模。在解释第一大客户的异常增长时则提到：”据统计，2019 年全球电动工具市场规模为318亿美元，较2016年市场规模增长了24.7％，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64％。未来几年，预计全球电动工具市场规模仍将保持在每年 6％以上的稳定增长率。“乍一看，发行人所处的电动工具行业过往和未来都是一片光明。但仔细研究后立刻发现猫腻所在，发行人对最为关键的2019年-2021年的行业增长情况却选择性忽视。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行业数据，我们很容易可以得出整个电动工具行业在发行人申报期内的年均增长率为3.89％，和发行人所运用的报告期前后的增长率差距不小。

行文至此，估值之家不得不对发行人避重就轻、自我包装的能力表示钦佩。一个年均仅有3.89％增长率的中规中矩的行业，通过发行人在报告期前后一顿画饼，居然被发行人描述成了增长稳健的热门行业。考虑到报告期正处疫情肆虐，电动工具行业能够实现接近4％的增长率已经十分难得，但发行人显然不满足与此，愣是以51.07％的增长率跑出了神仙速度。

发行人对自身高速增长的另一解释就是发行人的产品竞争力极强，深受销售商和终端客户的喜爱，但这一解释仍然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发行人4家海外子公司中，有3家是处于亏损状态。前文已经述及，发行人过半的销售收入主要依靠国外的大型零售商。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占比从2019年的56.69％增长至61.46％，呈逐年上升态势。因此，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营收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外客户。如若真如发行人解释是因为产品优质深受客户喜爱，那么发行人自身销售公司产品也应该很受欢迎才对，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发行人成立的7家用于直销公司产品的子公司中，有4家处于亏损状态，其中2家是海外子公司，同样的产品，因为销售方的不同而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可见发行人的产品并不像其自述的那么受欢迎，更支持不起如此高速的营收增长。

至于对客户群体的披露上，发行人的自我介绍同样难以自圆其说。发行人在招股书一次性披露了Stanley Black&；Decker（史丹利·百得）、TTI（创科）、BOSCH（博世）等8大客户，并反复强调这些客户的的领头羊的地位，但让人疑惑的是，对发行人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居然不是这些发行人不厌其烦宣传的客户，而是一家名为HFT的公司。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内源自HFT的销售金额依次为2826.58万元、5368.10万元、15199.66万元。占比从9.59％迅速增长至22.59％。尤其是2021年，发行人源自HFT的销售额增长9831.56万元，而同期发行人营收总共才增长28097.62万元。换句话说，仅HFT就贡献了发行人35％的营收增长。营收增长如此依赖单一客户不仅让人对其的营收增长的持续性产生怀疑，也很嫩不让人相信两者之间不会存在串通舞弊的可能。

四、收入成本真实性存疑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从ODM厂商的经营特点来看，还是从发行人自身所具备的生产研发能力来看，发行人是不可能实现如此高速的营收增长的，因而发行人的营业收入是存在着很高的虚增风险的。考虑到当下的利润表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编制，利润表科目的造假风险远比现流表科目的造假风险高，因此本节拟从现金流量表出发，验证发行人收入成本的真实性。

01 收入真实性验证

据招股书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活动收到的现金分别为65236.83万元、38324.81万元、29142.46万元，增长速度则分别为31.51％、70.22％，其增长速率基本和营业收入保持持平。但奇怪的是，企业的应收款项在21年的增长速率只有54.85％。对于一般的制造也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来源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实际收到的现金，另一部分则是因赊销产生的债权。如果两者种一部分的增长速度和营收增长速度基本接近，另一部分的增长速度和营收的增长速度一般也不会差距太大。不幸的是，发行人的财务数据再一次挑战了常识。对此，估值之家从现流出发，对收入进行了测算：

经测算可以发现，发行人在报告期内预计不含税销售额比账面确认的营业收入分别少了2148.96万元、4443.56万元、6398.13万元。换言之，发行人报告内很有可能累计虚增收入接近1.3亿元。

02 成本真实性验证

与销售收现的增长速度基本和营收增长基本保持同步不同的是，发行人采购付现的增长速率分别为40.31％、113.56％，要比营业成本同期31.10％、85.10％的增长率高出不少。与此同时，应付账款的增长率则分别为72.12％、135.18％，和采购付现以及营业成本-材料的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此，估值之家同样对营业成本的真实性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预计耗用的材料金额比账面的营业成本分别多了1921.20万元、2784.90万元、15201.81万元，合计比账面成本多了19907.92万元，差异金额仍然巨大。

五、大量员工欠缴社保公积金

与发行人营收超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员工并没有享受到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依然存在大面积的被欠缴社保公积金的情况。报告期内，发行累计欠缴社保人数513人次，欠缴公积金人数1479人次，分别占报告期员工总人数的27.10％、78.13％。根据当年度社保和公积金缴纳金额推算，发行人将因少交社保和公积金分别多确认利润256.12万元和540.72万元。

比多确认利润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发行人很可能因欠缴社保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罚。发行人解释社保欠缴原因时提到，之所以出现大面积欠缴的原因主要系部分员工保险意识不强，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姑且认为发行人欠缴社保系员工自愿放弃所致，但人社局对此种情况早有规定，即使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用人单位依然不能免除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只要员工主张，用人单位必须立即补缴对应期限的社保。按此规定，发行人仍然面临着因欠缴社保而被有关部门处罚的法律风险。

六、募投项目缺乏合理性

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此次拟募资56144.72万元，计划总投资63000万元，主要用于年产 800 万台 DC 锂电电动工具项目，该项目具体投资结构如下：

按照上述投资计划，此次募得的绝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土建和设备购置，两者合计占比82.54％，仅有1000万元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绝大多数拟上市企业动辄上亿的补充流动资金相比，仅从投资结构看，发行人的募投资金使用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心的，绝大多数资金用在了项目建设，而不是以补充流动资金的名义挥霍股民的投资。不过，良心未必等于合理，如果将发行人的投资结构和现有的资产结构对比后可以很容易发现，发行人的投资计划很可能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具备消化募投项目的能力。

通过分析发行人的资产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设备占总固定资产的比重分别为37.64％、34.42％、40.18％，没有一年超过50％，2020年相比2019年甚至有所下滑。就常识来说，生产设备虽然是生产所用的最直接工具，但其并不是孤立运行，需要其他设备和人员密切配合方能运行。仅以发行人生产设备所需的生产人员为例，发行人2021年共有453人名生产人员和81名技术研发人员。按比例简单估算，发行人若想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行大约需要配备2196名生产人员和393名技术研发人员。考虑到募投项目投产地为人才供给并不充足的金华，基本可以断定短时期内发行人根本招聘不到足够的人员去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工。此外，是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消化发行人募投项目建成后陡增的产能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发行人报告期内单位资产创收分别为2.52元/年、2.56元/年、4.10元/年，单位生产设备创收则分别为6.69元/年、7.45元/年、10.19元/年。以最近的2021年资产创收能力为基准，按照整个资产口径发募投项目将为发行人带来营收25.83亿，按照生产设备口径募投项目将为发行人新增营收32.6亿。为了方便估算，对于21年资产创收能力异常增加还没有考虑在内，如果剔除出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募投项目的新增的营收规模将会更大。仅就发行人目前所处的行业环境以及高度依赖品牌商的销售体系来说，显然没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和销售能力去消化短时期内增加的巨额营收。

除了产能消化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时，发行人账面上似乎也并不缺乏资金。据财报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账面上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金额分别为5056.25万元、16631.76万元、10585.41万元。与此同时，发行人每年购建资产的支出分别为1390.05万元、5921.28万元、18887.91万元。两者汇总后，发行人报告期每年可用于建设的支出分别为6446.27万元、22553.04万元、29473.32万元，合计金额58472.63万元。换句话说，按照发行人募投项目所需6.3亿的投资计划，发行人通过自有资金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建设需求，根本不需要通过上市来筹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人上市的真实目的就很可疑啦。

七、募投项目建筑商深陷法律纠纷，真实建设目的成谜

上文述及，发行人靠自有资金基本就可以满足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且根据当下的人员和设备情况，发行人短期内根本不具备消化募投项目产能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按常理来说发行人完全没有必要那么迫切地建设新的工程项目，但实际情况发行人是发行人不仅表现地十分迫切，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具体而言，在开工时间的选择上，发行人2020年11月就和建筑商签订了总价11828万元的施工合同。要知道，此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势头正盛，在普遍银根紧缩以及市场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发行人却一掷万金，全然不顾市场风险，急切之心溢于言表。此外，发行人对建筑商的选择也表现的非常急躁，最终敲定的建筑商不仅规模不足，还深陷各种法律纠纷。

据招股书披露，发行人的募投项目主要由浙江昌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造。

浙江昌宇系注册在金华市一家非常普通的建筑公司，目前参保人数仅为63人。按照发行人披露的合同信息，仅靠发行人一个订单，浙江昌宇就已经实现人均创收接近190万，如此创收堪比国内顶级投行。很明显，这并不符合建筑行业的市场惯例。不仅如此，浙江昌宇还深陷各种建筑施工、买卖合同、劳动保障等各种纠纷中。目前已公布开庭公告总共有48起，法律诉讼则有35起。仅在发行人的报告期内，浙江昌宇就牵涉合同纠纷23起，其中建筑施工合同9起，买卖合同9起，存在极高的法律风险。

在诸多合同纠纷中，与金华理通砖厂的合同纠纷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该纠纷的被告不是浙江昌宇的法人，而是一位名叫徐立君的人士。巧合的是，估值之家在梳理发行人股权结构时发现，2020年10月，也即与浙江昌宇签订募投项目施工合同前一个月，有一位名叫徐宇光的建筑商突击入股。据招股书披露，徐宇光系浙江八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人兼董事长，已经在金华从事建筑行业十余年，对金华地区主要建筑商的实力肯定了如指掌，其加入必定能够大幅提升发行人选择建筑商时的决策水平。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徐宇光完成入股的次月，发行人即和浙江昌宇签订了金额高达的上亿的建筑合同，两者的时间如此接近不由得不使人浮想联翩。考虑到发行人在选择时有如此多的反常与巧合之处，发行人选择浙江昌宇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并不是真正建设募投项目，而是以建设募投项目的名义提前出逃公司资金。

注册制的推行虽然解决了不少企业的融资问题，但为防止大股东到资本市场割韭菜以及从事其他各种投机行为，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票流通做了严格的限制。具体到本文主人公申报的创业板，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向本所申请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由于新规定将限售期延长至3年，这使得上市公司股东在上市后从资本市场圈钱的风险和难度骤然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上市股东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上市前夜，即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前瓜分公司经营成果，表现在现实层面就是不少拟IPO企业在上市前夕进行以现金分红等名义将公司财产转移出去。

本文源自估值之家

摘要：南京东路外滩这个路口，就在距今约85年前，老上海的“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也曾在这个路口的北侧上演过，而当时的情形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南京东路外滩这个路口，自从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完工以来就俨然已成为上海又一处的“网红打卡圣地”，游客们在此纷纷驻足留影并远眺浦东陆家嘴的高楼林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距今约85年前，老上海的“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也曾在这个路口的北侧上演过，而当时的情形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当时参与这场竞争的双方，一方是曾经在当时的上海富甲一方的外国冒险家维克多·沙逊，而另一方则是当时在华资银行领域内位列翘楚的中国银行，最后中国银行建在外滩的大楼以约70米的高度被高约77米的沙逊大厦（现和平饭店）压低一头。

以往有关这场“争夺战”最为常见的说法是：“飞扬跋扈的沙逊为了确保自己的沙逊大厦在外滩享有第一高楼的美誉，故蛮不讲理的通过公共租界工部局故意压低了准备建造在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的高度，而中行也因当时此楼位于租界内故无奈只能作出让步，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相较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逊一筹”。由于目前关于这种说法没有充足史料佐证，故“沙逊压低中行大楼一说”只能作为一种“传闻”，而真实历史上有可能促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却远比“沙逊单方面的行为”要复杂许多，在此期间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遗。

《建筑月刊》上最初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双塔楼”的设计方案

这段历史中，有一点没有异议的，即原本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的确要比位于其南侧的沙逊大厦高出不少。有图为证，我们从1935年初刊登在《建筑月刊》上的一张“外滩中行大楼初始设计方案效果图”来看，这幢预想中的大楼不仅要比沙逊大厦高出许多，而且在位于其西侧不远处的地方还会另外建造一幢高度稍低的副楼，即最初的计划中外滩中行大楼是以“双塔楼”的方案来构思设计的。试想此举一旦成功，必将会在当时国内的建筑领域内掀起巨大波澜，也同样会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不少荣光。

然而就在当时许多国人在对于这幢即将实现的“外滩第一高楼”满怀期待之时，仅在数月后1935年4月间，一张出现在当时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设计方案效果图”却又令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张效果图中，原本设计方案中的“双塔”变成了“单塔”，且原本主楼的高度也要比数月前最初的设计方案低出了不少（但仍略高于沙逊大厦），仅仅数月之间就作出如此重大的调整，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银行纸币上经过修改后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单塔楼”的设计方案（出自《中国银行旧纸币图录》）

对此读者们可能先会想到的是“沙逊的阻挠”，但如果我们细心查阅史料的话就会不难发现，外滩中行大楼的设计方案效果图虽然在1935年初就已经出现，但这个项目作为“正式的工程”向工部局提出申请，还是要等到约一年后的1936年初。既然还没有向工部局提出申请，那又何来沙逊通过工部局故意压低大楼楼层一说呢？而且正如当时中行纸币上的效果图所示，计划中的外滩中行大楼仍旧要比一旁的沙逊大厦略高一筹，因此若说沙逊在1935年初到同年4月间就对“外滩中行大楼的项目进行过干扰”的话，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这里面其实还隐藏了一个更少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即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白银风潮”（也有写成“白银危机”）。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一个“银本位制”（即以白银来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国家，我们在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中经常能看到银两、银圆等交易单位，其根源就来自于这个“银本位制”。19世纪后期起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金矿的发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币制开始逐渐从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此举在无形之间造成了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由此也就导致了国际银价的下跌。至20世纪30年代初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依然采用着“银本位制”，而银价的下跌仍是那时国际市场上的常态。

1934年美国为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出的《购银法案》使得白银价格开始了一反常态的“逆势反弹”，不明中国实情的美国政府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提高白银价格就可以提升中国这个银本位制国家的购买能力从而达到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但事实上当时经济脆弱的中国非但没能在这个《购银法案》中获取任何益处，与之相反，随着大量白银在投机客们操纵下的持续外流，中国市场的银根紧缩与市面萧条却接踵而至，最后中国反倒成了美国《购银法案》最大的受害者。而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白银风潮”，当时中国银行的财务状况自然也是不容乐观，因此改“双塔”为“单塔”并降低主楼高度也就成了中行高管们不得已的选择。

和平饭店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夜景

那最终，外滩中行大楼的高度又怎么会略矮于一旁的沙逊大厦的呢？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我们还要从1935年发生在中国银行高层的那次大变动说起。

1935年，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嘉璈因之前“拒绝认购国民政府为扩充军费而发行的国债”等原因被挤出了中国银行的核心管理层，取而代之的则是宋子文，至此原本受江浙财团掌控的中国银行也就此进入了由国民政府掌控的时代。宋子文在对待“外滩中行大楼”的建造事宜上显然要比之前张嘉璈更加“务实”许多，而此时的宋子文也俨然已成为在“外滩中行大楼”建造一事上“最具权威”的发言人。《上海经济史话》第一辑中向我们“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该书中写道：“维克多·沙逊与孔祥熙私交甚密。此外他每次来华都要专程拜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子文则经常派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与他联系”，如此宋子文也就有了与沙逊建立起联系的渠道。

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曾经“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的话题可能与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于建造楼层的限制有关。建筑物的高度除了取决于它正向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之大小外，也与它侧向所面对空地或道路之大小有着密切的关联，外滩中行大楼与沙逊大厦虽然正向所面对空间大小相同，但沙逊大厦侧向所面对的南京路却比外滩中行大楼侧向所面对的现滇池路在宽度上要多出不少，所以外滩中行大楼在整体高度上要比沙逊大厦略低一些。上述观点也仅供大家参考。

当然无论上述哪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外滩中行大楼最终“低人一等”的结果在很大层面上还是因为当年中国是一个“弱国”而导致的。“白银风潮”重创了我们脆弱的经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看外国人眼色行事，租界内中国人不能自主等，或许这一切早已注定了外滩中行大楼在这场“外滩第一高楼争夺战”中无法取胜的宿命，而这样的历史，如今也早已一去不返。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解放网

在上个月意外宣布再次加息25个基点后，周三（10月25日））晚间又将迎来加拿大央行的重磅利率决议。不过，加拿大央行今天料将暂时维持指标利率于1%，因目前存在诸多未知因素，迫使央行决策官员不得不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