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新丝绸之路展览馆(新丝绸之路概念)

2023-04-07 18:44分类：DMI 阅读：

澎湃新闻记者陈若茜发自苏州

苏州博物馆西馆，这座坐落于苏州狮子山下，被苏博人戏称为“十个盒子”的建筑，历经3年多建设，终于建成并于今天迎来试运营开放。同期开放的还有五大开幕展览：“纯粹江南：苏州历史陈列”、“技忆苏州：苏作工艺馆”、“古罗马：城市与帝国”、“书画苏州：馆藏历代书画陈列”、“现代艺术特展：糸——已知·未知的互文”。

作为苏州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馆在定位上与本馆错位发展，在呈现姑苏文史、传承江南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开拓视野，引进国内外知名博物馆展览，并立足自身研究力量策划原创系列展览，力图为观众呈现世界通史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崭新图景。

9月25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开放压力测试首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记者来到苏州博物馆探，带领大家先睹为快。记者在现场看到，早上9点不到，西馆门口就陆陆续续有观众排队等候入馆。

苏州博物馆西馆俯视图

早上9点，西馆门口就陆陆续续有观众排队等候入馆。本文现场图片：澎湃新闻记者陈若茜

“十个盒子”错落排布

苏州博物馆西馆位于高新区长江路399号，地铁1号线狮山站3a口出来，步行几百米可达。新馆建在狮子山下，老苏州乐园旧址上，这里也承载了一代老苏州人的童年回忆。

苏州博物馆西馆外观

远远望去博物馆西馆馆舍是由几个独立的几何形拼凑在一起，因而被苏博人戏称为“十个盒子”的建筑。然而其内部是贯穿联通的。

建筑间采用透明玻璃贯通衔接，阳光透过玻璃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

澎湃新闻记者徜徉其中，一览无余的大厅空间，挑高的展厅显得开阔大气。单体建筑间采用透明玻璃贯通衔接，阳光透过玻璃洒下斑斑驳驳的光影。连廊间不时点缀与建筑融为一体的绿植藤蔓，假山片石显得生机盎然。

连廊间不时点缀与建筑融为一体的绿植藤蔓，假山片石显得生机盎然。

据苏州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谢晓婷介绍，作为苏州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馆在定位上将与本馆错位发展。“本馆位于东北街的历史文化街区，由贝聿铭先生设计，包括国宝单位忠王府，周边还有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狮子林等，所以本馆将作为聚焦江南文化的体验和展示场所；西馆设有国际合作馆，也有更大的展场去展示一些引进和原创特展，所以西馆将定位为世界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展示和体验中心。”

苏州博物馆西馆建筑面积48365平方米，展陈面积13391平方米，主体建筑分为地上三层和地下一层。地上一至三层分别为通史馆；工艺馆、国际合作馆；临展厅；地下一层为探索体验馆。此外还有公共服务、文物库房以及智慧博物馆系统。试运营期间五大展览将同期开放，分别为“纯粹江南：苏州历史陈列”、“技忆苏州：苏作工艺馆”、“古罗马：城市与帝国”、“书画苏州：馆藏历代书画陈列”；“现代艺术特展：糸——已知·未知的互文”。

苏州博物馆西馆墙上的艺术装置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山水与园林相呼应

除了定位，本馆和西馆在设计风格上，也体现了显著区别。贝聿铭祖籍苏州，其在设计苏博本馆时，怀有深厚的苏州情节，且本馆位于历史文化街区，要考虑到与姑苏区整个历史文化风貌的融合，所以本馆当时设计的理念是不高不大不突出，中而新，苏而新，建筑造型与所处环境呈现自然融合；西馆位于高新区狮山文化广场，周边汇聚了苏博西馆、苏州科技馆、工业展览馆，今后还将开放歌剧院，共同构成狮山广场这么一个文化片区，也是苏州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的一个文化片区。

据悉，苏州博物馆西馆由德国GMP建筑事务所设计。GMP在全球城市公共空间设计领域颇有建树，国家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苏州第二图书馆等均为其代表作，贯穿着持久、简约、实用的现代设计理念。

苏博西馆的设计传承了GMP团队的特色，建筑外立面和内部墙体选用葡萄牙灰石材，呈现自然独特的纹理，扎实稳定的材质使得场馆外观轻奢有度、气韵十足。“十个盒子”建筑单体的组合与廊道交错，又与苏州水陆并行的街巷、江南错落有致的民居不谋而合。

据馆方介绍，如今呈现出简约大气的苏博西馆在设计上经历了一番碰撞和交融。“为了保持建筑结构的完整表达，设计师主张室内少用装饰品与隔断，保留一览无余的空间视野，这其实与我们所习惯的苏式审美有分歧。在反复沟通后，我们保留了大厅的开阔风格，但在其他展示空间布置了艺术装置。”

苏州博物馆西馆下沉式庭院中的松柏

赶在梅雨季之前，工作人员就在博物馆前面种了一排樱花树。先前种下的一批适宜暑期成活的植物也已经萌芽绽放，在初秋的徐徐凉风下摇曳。

透过西馆的落地窗，可见远处的狮子山，近处的公园绿地与水体空间，室外景观与展馆陈设相映成趣。

透过玻璃可见远处狮子山

在苏州就能欣赏大英博物馆的罗马文物

步入二层的国际交流馆，宛若置身国外的博物馆。这里正在展示“古罗马：城市与帝国”，展品均来自大英博物馆。

国际交流馆 “古罗马：城市与帝国”展览现场

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婚礼图案石棺公元2世纪

苏州博物馆西馆定位为世界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展示和体验中心，博物馆在二楼特设一个国际交流厅。据谢晓婷介绍，国际交流厅首期在展的是他们跟大英博物馆合作的一个5年期的世界文明史的展览，第一年展览的是古罗马文明，从大英博物馆借展267件文物，其中包括11件雕塑作品是大英博物馆为苏博西馆量身定做而修复的作品。

展厅内的雕塑

雕塑

“苏州博物馆目前有10家境外友好博物馆，分别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都跟我们有密切的交流和合作，首期我们选择大英博物馆，因为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馆藏非常丰富，接下来我们会有不同主题的轮换。”谢晓婷说。

据悉，开幕展览“古罗马：城市与帝国”是大英博物馆该序列展品首次在亚洲集中展示，展期一年。藏品文物涵盖了大型雕塑、工艺品、绘画以及金银币等珍贵文物，既追溯了“永恒之城”罗马的起源发展，也展现了疆域广阔的罗马帝国如何吞吐和辐射欧亚非文明的过程，具体而微地讲述世界文明交流互动的故事。

雕塑

展览现场雕塑

罗马帝国的版图最大时达到约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亿人。罗马的占领带来了罗马的语言拉丁语、法律、习俗、货币制度甚至宗教信仰，然而，整个罗马帝国内部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因为当地居民将罗马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文化。

壁画

据该版块策展人萨姆·穆尔黑德介绍，古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博物馆只收藏本地区的文物，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收藏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各种不同藏品的机构，因此也是世界上少数可以试图讲述罗马从公元前753年的罗穆卢斯和雷穆斯到一千年后接受基督教这段完整历史的几个展览之一。

雕塑

本次展览突出展示了罗马从一个小城市发展壮大过程的一些关键人物，主要有尤利乌斯·凯撒、马克·安东尼、阿古利巴、屋大维，还有入开放罗马斗兽场的提图斯、在英国北部修建城墙的哈德良等。此外还有女皇的展示，最重要的是福斯蒂娜一世，古罗马广场上还有为纪念她而建造的一座神庙。

展览的内容还远非这些，许多物品，如一顶制作精良的阅兵式头盔，展示了罗马的军事力量，核心展品包括雕塑、马赛克、壁画以及部分家具和器皿，所有这些都展示了罗马时代的奢侈生活。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青铜、大理石、宝石和玻璃。

图密善金币（击败日耳曼）公元86年

此外还有充满异国情调的雕塑，如来自被称为叙利亚东部的绿洲的小镇帕尔米拉的雕塑。精美的珠宝表明罗马已远至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建立贸易联系。

在饱览罗马的辉煌和罗马帝国的富饶之后，展览的最后展示了罗马人的葬俗，你可以思考罗马人的死亡，甚至是帝国的死亡。罗马帝国衰弱了，但它的荣耀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下来。

马赛克镶嵌画

马赛克镶嵌画公元4世纪

画里画外“狮子山”相映成趣

古代书画收藏一直是苏州博物馆的特色大宗藏品，苏州博物馆西馆也特设书画厅，新馆开放之际推出“书画苏州——馆藏历代书画特展”，展出自宋迄近代书画精品58件/套。

据策展人介绍，展览分为两条主线，一方面贯通古今，以宋代写经、元代《七君子图》、明代吴门四家书画、晚明徐渭《咏墨》《咏剑》、清代扬州画派、近代海上画派等精品追溯苏州地区书画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以“苏州”为立足点，挖掘书画中呈现的江南地域文化，多维度展示苏州的书法、绘画艺术。

书画厅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展览起自注重法度的唐宋写经，兼及传世量稀少的宋元书画珍品；至明代，浙派、极具苏州地方特色的吴门画派、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以徐渭为代表的晚明书法作品依次呈现，蔚为大观；及清代，四王、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的书画作品各具特色；延伸到近现代，则有张大千和苏州画家吴湖帆的部分作品。

展览现场元七君子图卷（局部）

其中，不乏影响中国书画史的重量级展品。

元七君子图卷（局部）

镇馆之宝，元代《七君子图》，将时隔数年再度与观众见面。该卷汇集了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安、张绅、吴镇六位元代名家绘制的七幅墨竹图，可以说是存世作品中品相最佳的墨竹卷。除画面精致以外，《七君子图》自清代以来流转有序，曾是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的珍藏。

咏墨

咏剑

馆藏徐渭狂草《咏墨》《咏剑》，是其书风登峰造极时期的代表作。由于立轴纵高超过3米，此前受展厅规格限制从未展出，此次将在西馆首次合璧展出。

展览现场徐渭狂草《咏墨》《咏剑》

据策展人介绍，作品文本是徐渭的自书词，化用了大量典故，体现了他作为晚明文学代表人物的词学造诣。同时，这两件狂草在书画鉴定领域同样意义非凡，徐邦达先生曾以此为标准，鉴定徐渭《青天歌》的真伪。

本次书画特展的展品选取，在注重历史脉络传承的基础上，也注重展现苏州地方文化。

出土于瑞光塔的写经，可以反映宋代苏州的写经传统。而从元至近现代的书画作品，或题材选自苏州，或作者生活于苏州，或多或少与苏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门画派重视山水入画，石湖、灵岩山、支硎山、香雪海等苏州景观往往作为题材入画，观众可在展厅细细品赏姑苏胜景。格外有趣的是，此次展出的唐寅《农训图》，画中景致还与苏博西馆有关。

明唐寅《农训图》轴

策展人介绍，“研究人员根据画内山形和题诗判断，对象应该就是西馆背靠的狮子山。”命运般的巧合，让《农训图》和狮子山，跨越数百年，终有一场对话。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金农作品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写意，神似重于形似。与今天的狮子山相比，画面也许有些夸张。但唐伯虎潇洒的笔法，还是留给我们无穷的想象，尽可在脑海中大胆猜测，将西馆的“十个盒子”置于画中。

展览现场郑板桥《墨竹图》

展厅另有一件由金心兰、陆恢合作的《山水》扇面，也与苏博有着奇妙渊源。

据苏博研究人员考证，扇面文字提到的友人“贝哉安”，就是贝聿铭的祖父。贝聿铭祖籍苏州，也是苏州博物馆本馆的设计者。策展人说，“能在苏博西馆的开馆特展中展出这样一件藏品，很有纪念意义，一方面与本馆呼应，另一方面也在致敬贝老。”

两大常设展呈现吴地历史与苏式美学

地上一层通史馆和地上二层工艺馆是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常设展，着重呈现吴地历史和苏式记忆、苏式美学。

通史馆展厅

通史馆的“纯粹江南：苏州历史陈列”为苏州地区首个通史性质陈列，以文物讲述苏州自旧石器时代至民国一万多年的发展历程，详细揭示苏州之东南重郡、商业辐辏、人文荟萃等“姑苏繁华”意象，追溯江南由“尚武”至“崇文”的民风嬗变。

展厅陈列吴王夫差剑、吴王余眛剑等重量级文物，并展示天宝墩汉墓、黑松林三国墓、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太仓樊村泾遗址等数十年来苏州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共展出文物1200余件/套，重点文物150件/套。

展览现场

据该版块策展人介绍，该通史陈列的遴选文物有两个标准，一是能体现重大历史事件，二是文物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近几十年的考古报告、新发掘的文物、新发现的遗址，我们都有参考。”

比如1973年，苏州博物馆发掘清理葑门外天宝墩汉墓，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金器、铜铁兵器等文物，是研究汉代苏州的珍贵实物资料。2008年，张家港黄泗浦发现唐宋时期港口集镇遗址和2016年太仓樊村泾发现元代外销瓷仓储遗址的发现，再次实证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苏州博物馆特向相关考古单位借展龙泉窑青瓷等近100件出土文物，再现海丝风华。

“技忆苏州：苏作工艺馆”，回顾“百工之城”苏州自宋元直至当下手工业发展的脉络。“雕玲珑”，以精工雕刻玉石竹木牙角凸显苏州技艺；“琢绮丽”，用民俗雅玩再现古今苏州人的雅致生活；“绣华彩”，凭锦绣缂丝还原蚕桑禀赋的江南织造。展览包含玉雕、竹刻、金属制作、民族乐器、桃花坞木版年画、苏式家具、苏绣等传统工艺，共展出文物800余件/套，重点文物180件/套。

工艺馆展览现场

工艺骨展览现场

与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示不同，西馆在呈现予苏州古代工艺精品的同时，也展现解放后苏作玉雕的重新崛起，以及仿真绣、乱针绣等苏绣工艺不断拥抱时代的产物。这批令人眼前一亮的展品，来自苏博近年来的收藏积累。

展览现场戏文泥塑

据该版块策展人介绍，“苏州博物馆一直有‘为未来做收藏’的理念，注重入藏当代苏州工艺大师的代表作品。2020年，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并入苏州博物馆，更加丰富了馆藏工艺作品的时间层次和品类，为西馆展品遴选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

展览现场

该版块在展陈设计中，环境配色多使用天青色、藕粉色等传统江南文人色彩；景观设置时又对太湖石、屏风等江南意象做了符号化处理，使展区之间“隔而不断”，与现代风的建筑环境相适应。

展览现场

“营造苏式建筑氛围，并不只有照搬古建这一种方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向观众灌输苏式风格，而是适应新时代观众需求，在对苏州园林要素不断简化中，体现能让当代人接纳和感到舒适的苏式美学。”“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贝聿铭大师留给苏博人的美学启发，无论本馆还是西馆，‘中而新，苏而新’的概念一直在传承中创新。”策展人说。

现代艺术特展：糸——已知·未知的互文

由北京画院吴洪亮策展的当代艺术展“糸——已知·未知的互文”（Infinity：The Sequence from Known to Unknown）作为西馆首展的当代艺术版块也在今天与观众见面。

现代艺术特展：糸——已知·未知的互文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以“糸”(mì)为名，从苏州的重要象征之一“丝”及比丝更微观的视角出发，聚集国内4位著名当代艺术家徐冰、施慧、曹斐、王之纲的共12件（组）作品。

儿童探索体验馆

此外西馆还设有探索体验馆、苏式生活数字体验馆。据谢晓婷介绍，探索体验馆是为3-12岁青少年专属空间，小观众们可以在这里肆意放飞想象、探索世界。之后还将推出全国首家博物馆学校，针对从0岁开始一直到终身的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针对不同兴趣的观众开发不同的教育课程，做到全年龄段和全兴趣段的全覆盖。苏式生活馆将结合苏州的各个民俗、24个节气，然后推出我们不同的数字体验展陈。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刘威

年末岁尾的苏州

各大博物馆都推出了全新的展览

新奇、好玩，还能涨知识

以下是小i整理的一些苏州近期的展览

欢迎收藏哦！

展出概览

01【终身不拟作忙人——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作品展】苏州博物馆

02【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与英雄】苏州博物馆西馆

03【恐龙在“浙”儿——浙江出土恐龙化石展】苏州博物馆西馆

04【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卢麃麃艺术展】苏州丝绸博物馆

05【金石遗音——天一阁藏明清刻石珍拓展】苏州碑刻博物馆

终身不拟作忙人——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作品展

苏州博物馆

傅抱石（1904-965）原名长生、瑞麟，年少时，就潜心书画、篆刻及美术理论研究，所临国画及所仿赵之谦、陈鸿寿印章，颇能乱真。1932年至1935年间，傅抱石赴日本留学，攻读美术史，兼习工艺，在受到日本画的某些影响后，形成了不同与传统中国画的新艺术风格。1949年，新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将其作品裂变为二种对比反差的风格，为他的艺术与人生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也成就了不同以往的傅抱石。

作为20世纪中期中国画艺术的代表性个案，我们可以从傅抱石的作品中照见时代之印记：1940年代，以《琵琶行诗意图》为代表的弥漫着新意古趣与文学修养的人物画；新中国成立后，以写生开启改造传统中国画，带领“江苏省国画工作团”行程二万三千里创作的一批代表性作品；展现了现实主义与革命情怀的毛泽东诗意图《江山如此多娇》……

时至今日，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距离傅抱石于1960年创作的《鼓劲迎新年》，已是六十三载，然革新之精神仍未曾褪色。通过本次展览，我们希望在展出那些“所以”的同时，更能呈现出傅抱石“终身不拟作忙人”背后的“因为”，而贯穿在观众与傅抱石之间的情愫，是来自时间的褒奖。

《云霞出海曙》

《月落乌啼霜满天》

《湘夫人》

《放艇学渔》

展览时间：2022年12月20日-2023年2月19日

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本馆一层现代艺术厅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预约方式：苏州博物馆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参观制度。观众可通过官方渠道（苏博官网或微信小程序）提前一至七天进行预约，并了解具体参观政策。

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与英雄

苏州博物馆西馆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今年十月，苏州博物馆西馆临展“罗马·城市与帝国”完美落幕；十二月下旬，这里将迎来“世界文明史”系列的第二展“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与英雄”。

古希腊人时刻都在竞争，并相信众神可以给予人才能和技能以取得胜利。在古代没有一个地方是被单独称为“希腊”或“赫拉斯”（希腊名）的，希腊大陆被山脉和大海分隔成许多不同的区域。希腊城邦林立，数百个不同的希腊共同体散布在地中海区域。彼此分离的地理环境，既让希腊城邦因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传奇的历史团结在一起，也让他们充满着竞争意识。然而正是这种竞争精神，才真正铸就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于是，苏州博物馆西馆用一个关键词“竞争”和三个不同角色“运动员、战士与英雄”，串起了整个展览的叙事线索。

本次展览的177件精美的文物，从童年游戏、体育运动、音乐绘画、军事装备、陵墓装饰等多方面展示了希腊人的竞争精神。这些文物中，从孩童时代玩羊拐骨的赤陶组雕到装饰精美的墓饰碎片，从惟妙惟肖的喜剧演员雕像到形态各异的赛跑者青铜小雕像，从制作精良的全套青铜盔甲到璀璨夺目的胜利女神玉髓宝石，无不展示着古希腊人刻在骨子里的竞争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哈利卡纳索斯陵墓的5件文物，将首次在国际巡展中展出。

展览时间：2022年12月25日-2024年2月25日

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西馆二层国际合作馆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预约方式：苏州博物馆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参观制度。观众可通过官方渠道（苏博官网或微信小程序）提前一至七天进行预约，并了解具体参观政策。

恐龙在“浙”儿——浙江出土恐龙化石展

苏州博物馆西馆

2023年新年将至之际，苏州博物馆携手浙江自然博物院，举办“恐龙在‘浙’儿——浙江出土恐龙化石展”，第一次邀请“恐龙”做客苏州博物馆西馆，与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一起走过新的一年。

浙江是中国东南部恐龙化石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目前已经研究命名了7种白垩纪恐龙和1种白垩纪鸟类化石，鉴定出20多种恐龙蛋化石，还发现了很多恐龙和鸟类足迹化石。

展览将展出2种恐龙蛋化石，与精心挑选的恐龙骨架复原模型、微缩复原模型、标本翻制模型，以及1类恐龙足迹标本翻制模型，在展厅里构建一个小小的“浙江恐龙世界”。

展览时间：2022年12月31日-2024年1月7日

展览地点：苏州博物馆西馆负一楼探索体验馆入口公共空间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预约方式：苏州博物馆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参观制度。观众可通过官方渠道（苏博官网或微信小程序）提前一至七天进行预约，并了解具体参观政策。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卢麃麃艺术展

苏州丝绸博物馆

丝绸在漫长的时光岁月里，成为了苏州古城的文化符号，不仅深植于每个人的审美意识中，更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从当代艺术的角度，与传统丝绸文化展开对话，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丝绸的历史，并想象丝绸的未来。

由苏州丝绸博物馆主办，冯博一担任策展人的《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卢麃麃艺术展》即将与苏州观众见面。本次展览邀请卢麃麃作为艺术家，通过她创作的7组52件艺术作品和构建的艺术空间，研究和探讨丝绸艺术和公众美育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作品：剩余价值

作品：物是人非

作品：玫瑰是玫瑰

展览时间：2023年1月1日-3月26日

展览地点：苏州丝绸博物馆现代馆二楼临展厅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每周一闭馆

预约方式：苏州丝绸博物馆实行网络实名制分时段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苏州丝绸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入馆参观。

金石遗音——天一阁藏明清刻石珍拓展

苏州碑刻博物馆

本次展览由苏州碑刻博物馆携手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共同举办，展览着眼于金石文化与传统非遗技艺，展品荟萃天一阁博物院藏明清刻石珍拓、古籍以及“苏州碑刻技艺”相关展品共计60余种。

天一阁藏明清刻石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分别为《天一阁帖》、《万卷楼帖》、《义瑞堂帖》与《老易斋法书》。

《天一阁帖》为明代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所摹刻，存9种，多有范钦题跋，其中《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是范钦友人丰坊的作品，行文奔放跌宕，书法一气呵成，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好友范钦的真挚情感和鼓励。

丰坊本人则有《万卷楼帖》，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属神龙本《兰亭序》，其拓片被世人争相珍藏。《义瑞堂帖》为明代宁波大书法家薛晨所摹刻，现存11种，有文徵明、丰坊以及薛晨等名家法帖。《老易斋法书》则为清初史家、书法家姜宸英的法书，共10种。

《淳化阁帖》的出现使得古人法书得以传世，刻帖成为书法研习的重要手段。明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刻帖之风悄然兴起。苏州作为江南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更是书家云集，刻手辈出。吴门刻工因其技艺高超而闻名全国，他们制作碑刻的技艺传承至今，成为了江苏省传统碑刻制作非遗技艺——“苏州碑刻技艺”。此次展出的《义瑞堂帖》便是出自吴门名手吴鼒之铁笔。

展览时间：2022年12月15日-2023年2月5日

展览地点：苏州碑刻博物馆明伦堂展厅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6:30（16:0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

预约方式：苏州碑刻博物馆实行网络实名制分时段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苏州碑刻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入馆参观。

来源：好玩苏州编辑：古月

中国妙手绘宏图，一带一路筑繁荣；

极北之海雄歌起，千秋大业再峥嵘。

10月17日，在享誉全球的北极圈论坛大会上，《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再次引发世界各国关注。事实上，该文件早在2018年1月就已经正式发表。全文长达八千余字，剑指北极资源。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对于北极地区的态度，以及如何开发、利用、保护北极的资源环境。

其实对于这些内容，此前各国关心的极少。而之所以这次能引起全球瞩目，是因为该文件中有着一项为“冰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中国依托于北极航道来进行建设的全球经济计划，其中不仅会涉及北极资源的开发，而且中国还会和航道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合作。简单来说“冰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再次扩充升级。而且由于北极航道的特殊性，“冰上丝绸之路”所蕴含的能量将远远超过此前的“一带一路”。不仅能让中国期待已久的能源独立大计彻底实现，甚至还能让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再次拔高！那么问题来了：

冰上丝绸之路为何如此重要？

它所依托的北极航道又是什么东西？

而“冰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到底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呢？

冰上丝绸之路中俄合作大计

冰上丝绸之路，其实里面的“冰上”特指是北冰洋。明白这一点之后，那冰上丝绸之路就很好理解了。它是指穿越北冰洋来连接亚洲、欧洲以及北美这三大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交通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北极航道”！

事实上，关于“冰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非近几年才兴起。早在2011年9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就已经在“北极—对话之地”国际论坛上首次提出了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而在之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国，并没有选择独自开展这一伟大的经济构想。反而找上中国进行冰上丝绸之路以及北极航道的合作利用研究。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终于在2017年，中俄两国达成共识。决定开展关于北极航道的合作，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对此中国还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正式将“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了“一带一路”经济计划。紧接着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2018年1月，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自此，“冰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才正式从理念进入建设阶段。

那按理说，中国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冰上丝绸之路”了，为何直到今年才引起热议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冰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是围绕北极航道来实行的。但由于北极航道的启用难度和成本都过于高昂，在此之前各国都对其进行了忽视！

北极科考团队

北极航道全球瞩目的“黄金水道”

众所周知，地球上绝大多数的陆地都集中在北半球。尤其是亚洲、欧洲、北美这三大全球经济中心，几乎都在北半球的最北方。而且由于地球还是一个球体，因此连接这三大经济重心最近的路线就是直接穿过北冰洋，从地球的头顶过去。而位于北冰洋中的这几条航道就被称之为“北极航道”！

截至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北极航道”有两条。其中由巴伦支海出发，经过亚欧大陆北方，穿过白令海峡最终到达太平洋的航道被称为东北航道。而从戴维斯海峡出发，经过加拿大北极群岛和美国阿拉斯加，最终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太平洋的则是西北航道。

那北极航道相比于中国目前采用的其他航道，优势有多大呢？

我直接说几组数据：根据之前国际航运界的测算：一艘位于太平洋的船舶前往欧洲，只要从北纬30度以上的港口出发。走北极航道要比走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至少缩短40%的路程。而对于中国来说，从上海以北的港口出发，走北极的东北航道去往欧洲港口，能够缩短25%-55%的航程。这意味中国每年能节省500亿到1300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海运成本。

而且北冰洋的水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北极地区拥有全球9%的煤炭储量，潜在的可采石油储量更是高达2500亿桶。至于天然气储量则更加丰富，大约在50-80万亿立方米左右，占全球未开发油气资源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北冰洋下面还埋藏着大量的铜、钴、镍、铅、锌、金、银等稀有元素矿产。不夸张地说。北极航道就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而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本身在石油以及天然气储量方面就不占据优势。北极航道的启用，则可以让中国顺势和俄罗斯达成合作，共同对北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

而且中国目前对中东的石油进口、对欧洲输出贸易都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可现如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一旦马六甲海峡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应与经济发展都将受到剧烈冲击。而北极航道的启用，则可以让中国摆脱这一桎梏。因此冰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对于中国能源以及经济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但遗憾的是，北极航道虽然优势很大，但是其开发难度也极高。由于纬度较高且紧挨着北冰洋的浮冰大陆。北极航道一路上都充斥着各种极端气象灾害。低温、海雾、海冰几乎就是家常便饭；偶尔还会碰上各种冰山、冰风暴等极端灾害。

根据北极海运评估报告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4十年间，北极海域发生的海难事故高达293起。平均每年将近30起。其危险性远超其他航线。而且由于此前航天技术的局限性，各国对于北极地区的环境气象监测严重不足，各种航行数据极为匮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各国都不会擅自开发利用北极航道。

不过这些问题现如今都将成为过去式。近两年的异常气候相信大家都有所感觉，然而如此异常的气候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还有荒无人烟的北冰洋。从卫星图像上看，近年来，南北极冰川的融化速度在逐渐加快。全球20多万座冰川，平均每年融化的冰雪数量高达3000亿吨。而在其中融化最快的就是北极航道上的加拿大北极群岛、美国阿拉斯加冰川，以及俄罗斯沿岸的海洋冰川。

虽然这种现象蕴藏着极为严重的环境危机，但是冰川的快速融化也加速了各国对于北极航线的进一步开发。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年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再次让各国意识到了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重要性。而作为能源宝库却一直没有大面积开发的北极，自然成为了首选目标。也正是在种种因素的催化下，开发北极航线已经成为各国的重中之重。而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国再次提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计划，自然引得了全球瞩目！

冰上丝绸之路又一世纪工程

毕竟在此之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最好的广告，所有参与的国家几乎都赚得盆满钵满！以2018年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体直接投资高达156亿美元，另外还有大量铁路、港口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如此巨大的收益体量，是全球任何一个“经济计划”都无可匹敌的。

而到了近两年，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航运价格飞涨，各国供应链几乎全部断裂。但是由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中欧班列却照常运行。不但为沿线各国的产业链供应提供了保障，还成功地带动了国内外的经济循环。创造了疫情之下逆势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

而如此巨大的收益，足以让绝大多数国家期待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计划。毕竟这是一个更为广袤的市场，其收益和资源更是远超以往。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次的“冰上丝绸之路”计划，还有着另一个超级大国俄罗斯的参与。作为北冰洋沿岸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对于北极航道的开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其军事部署力量和资源开发技术都已经在北冰洋深耕多年。

如此一来，中国丰富的一带一路建设运营经验，加上俄罗斯无可匹敌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以及北极航线自身的资源和地理优势，三者结合可以预见冰上丝绸之路一旦开通，必将会引得亚洲、欧洲、北美等国趋之若鹜。而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一带一路必将再次迎来新高度。

当然，现如今的“冰上丝绸之路”还位于起步阶段，万众期待的北极航道也并没有全面启用。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并没有闲着。一方面，中国的科考船近几年多次驶向北极，开展大规模科考工作。为接下来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积累充足的经验。

另一方面，中国也已经和俄罗斯以及欧洲部分国家达成了共识。开始商谈北极航道沿线的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以外，中国的船舶工业，近年来也在攻关破冰船、极地运输船等特种船只，为“冰上丝绸之路”提供最基础的装备保障！

可以说，中国虽然并没有直接和北极接壤，却是北极资源开发利用最不可或缺的国家之一。而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只需两到三年的时间，北极航道就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甚至现如今俄罗斯政府已经宣布，2022年将正式开通北极航道定期航线，争取2023-2024年实现北极航道全年通航。也就是说，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即将迎来收获期。

而有了冰上丝绸之路的补充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版图必将再次扩大。它就会像一张网一样，将全世界各国连接起来。而届时中国作为这张全球经济网的发起者和核心经济体，必然会再次迈向新的高度！在此，大东也祝愿这一天早日来到！

好了，我是大东一位硬核热血的科普作者，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等支线，还有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了多种称谓，但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关键词：丝绸之路/概念形成/交通网络/传播演变

　　作者简介：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杭州 310028)。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阶段性成果。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通和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即凡是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称为“丝绸之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更加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各地相继成立了“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学术辑刊，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其中也涉及“丝绸之路”概念的生成、演变与发展。①但不可否认，从第一手史料入手，阅读原始材料，从史源出发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史料入手，从学理层面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及其名称的演变、含义作一梳理。

　　一、“丝绸之路”的提出及其在西方、日本的早期使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简称“《中国》”)②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③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从文献角度对丝绸之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④

　　1915年，赫尔曼在《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⑤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罗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国的丝绸就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赫尔曼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范围，到达罗马。⑥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可能已经传到大夏(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当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前126)，丝绸不断运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之时，罗马人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丝绸。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越来越大，需求也日渐增多，商人中也开始有人尝试探索通往中国寻找丝绸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派人到东方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利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⑦

　　(一)“丝绸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赫尔曼关于“丝绸之路”的主张，得到以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为代表的东方学家的支持。格鲁塞在1948年出版的《从希腊到中国》中描述和赞扬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罗马与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⑧

　　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将“丝绸之路”称为“运丝大道”，他在1923年完成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说：西域的楼兰，“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的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⑨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丝绸之路》，⑩该书主要记录了斯文赫定作为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领导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进行的“汽车考察”，全书共23节，其中第18节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贸易。“赫定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人”，但“他在书中对导师所说的‘丝绸之路’的涵义几乎只字未题(提)”。(11)

　　法国学者吕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于1963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中文本于1982年出版。(12)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与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其“汽车考察”的记述和见闻，那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论述的时间从公元前200多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二)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及早期名称使用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界对于汉文中国典籍的学习和掌握具有悠久传统，其熟悉程度优于西方汉学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勃兴‘脱亚入欧’思潮，学术研究亦极力追踪西方研究之法”，(13)日本学者很早就在东方学的潮流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丝绸之路”。其中，白鸟库吉的诸多论文，如《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康居粟特考》(14)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15)

　　1944年，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6)和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7)两书日文本出版，这是以“丝绸之路”为名的最早日译本。(18)日本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笔者所知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19)随后，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林良一《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校仓书房，1962年)、岩村忍《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东西文化の溶炉》，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66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海のシルクロ一ドを求めて》，创文社，1967年)、护雅夫、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绢の道と香料の岛》，文艺春秋社，1968年)等。这些著作以知识性的介绍为主，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后期，“丝绸之路”受到日本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热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又翻译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并筹划中日双方合作拍摄同名电影。《丝绸之路》的播出与相关丝绸之路图书的翻译出版，使中日两国形成了一股“丝绸之路热”。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虽然由学界发起，创办了《丝绸之路》学术月刊和《丝绸之路事典》，从学术上介绍和研究“丝绸之路”，但认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却主要是社会大众，“丝绸之路”也成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重要题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家到丝绸之路沿线旅行，有关新闻社还举办丝绸之路的报告会和讲座。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大众化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日本的“丝绸之路热”，长泽和俊的总结似能说明问题：“这种倾向迄今仍在扩大，在书店，任何时候都摆着几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旅行社也在计划着各方面的‘丝绸之路的旅行’。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名称比较时髦，所以以书店、旅行社、饮食店为首，各种店名也开始盛行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0)

　　日本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通俗性的称呼，学术性不强，所以学者较少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是用“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的名称。

　　二、我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演变

　　“丝绸之路”一词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内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星烺在辅仁大学、方豪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1)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22)和《中西交通史》、(23)方豪的《中西交通史》、(24)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25)等。这些学者讲述和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它扼要介绍了张骞通西域后至清乾隆时期的中西交通状况。他的《中西交通史》讲述了“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并且以“鸦片战争为全书的结末”。(26)两部书中提到“丝绸”、“Seres”(丝国)和“赛里斯”，(27)但未出现“丝路”或“丝绸之路”一词。

　　由此可知，当时“丝绸之路”因其含义简单、范围明确，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没有被单独介绍和宣传。

　　(一)早期“丝绸之路”名称的使用和引进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称其为“绸缎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发表了葭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写道：

　　土耳其斯坦，是欧亚两洲往来的最大通衢。有所谓“绸缎之路”的，是汉朝张骞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罗布泊)的附近一带，这时尚可看见当日从中国运绸缎到巴比伦，Tyr，Alexandrie罗玛诸城的车马辙迹。而希腊的地理学家Ptolémée氏，曾描写过这条路径，计从中国洛阳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贸易专权的，是波斯人；后来是土耳其人。(28)

　　从其内容可见，“绸缎之路”显然是指今天的“丝绸之路”。该词出现不到两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先声“丝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该词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专家朱杰勤。他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一文称，“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为开端”，“罗马与中国通商，亦大抵以丝为媒介”，“考中国生丝缯帛，初由安息输入罗马”，“当时丝之输入罗马”等关于中国丝西传的语句。其中谈到：“欲考华丝传入欧洲之情况，不可不先探其丝路”，并以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察及其《古代于阗》为依据，初步介绍了“古代东西经过中亚之交通”的具体路线。(29)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已有“丝路”的称呼，在转引海外报道和翻译海外论著时也使用“丝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导报》以《***欧亚“丝路”》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外部据驻挪威使馆电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顷在挪京澳斯麓，应文化团体之敦请，讲演在中国***一带考古经过……谓彼在***时，曾探得中欧“丝路”为历史上极有价值之发现，此项“丝路”负有欧亚交通商务之重要使命，乃为欧亚航海途程未开辟以前，中国丝商运丝赴欧所经之途径，现在虽多已破坏，或湮没，但仍可寻觅其蜿蜒之遗迹，可见中欧交通商务远在数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来，文化之沟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30)

　　同年，朱杰勤翻译发表了《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

　　据吾所知，丝业及交通之文字记载盖妙(鲜)……惟思坦恩(斯坦因)爵士在塔里木河流域之米兰(Miran)之发现，则尤为诸事之壮举，在此荒芜之炮垒中，乃竟有旧丝路之壁画及绘画掘起，且此画品又为印度希腊美术之混合品，出于此地，人所快睹者。有一事尤足异者，则画中人之姿态及布置、面貌，皆表现出罗马式之丰姿。(31)

　　1938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英文版出版，《国际月刊》1939年创刊号便以《丝路》为题作了报道：斯文赫定“设法调查是否可以沿着那条古时的丝路——古时从西安到撒马尔罕及欧洲去的马车道路——而砌造一条现代化的汽车公路”。赫定在书中还讲述了“在古丝路上一切的消息”。(32)

　　由以上材料可知，1935年，我国学者已使用“丝路”称谓。1936年，在报道和翻译欧洲的相关信息和论著时，也使用这一名称。

　　1939年1月，苏联乌兹别克斯坦至我国***惠远的公路开通，苏联在报道中也出现了“丝路”一词。《申报》以“苏联赶工，修筑公路，通至***惠远”为题转载了来自莫斯科的报道：“古昔所谓‘丝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国与中国通商必由之路。其时之骆驼队，均自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苏联乌慈贝吉斯坦邦境内)通至库尔嘉城(在***省即惠远城)。”(33)由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和我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而“丝路”一名已为中欧学者所使用，苏联方面也使用了“丝路”的名称。

　　黄文弼从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多次赴***考察，从1939年便开始整理《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这条中西交通线路称为“贩丝之道”，认为罗布淖尔(即罗布泊)“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在阐述了西汉通西域的历史后说：“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34)

　　朱家骅将其称为“丝绸路”，他在1941年9月15日的演讲报告中讲道：“西北是我民族文化发祥地，宏伟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河西一带尤然。原来河西是汉武帝经营西域时所造成的我国通外孔道，敦煌是沟通中西文化和商务往来的重地，由此经南疆往印度、中亚细亚、阿拉伯、罗马，乃必由之路，故当时西洋人称之为‘丝绸路’。”(35)

　　上述“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的称呼，显然是指“丝绸之路”。

　　1943年，《申报》在南洋各地特辑之四《马来亚纵横谈》中，讲述了16世纪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占领，“当时还没有橡胶，也没有石油与锡，欧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产的香料，所以，当时北循陆路越天山以至中国以取丝的道路，叫做‘丝绸之路’，而南线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称为‘香料之路’”。(36)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报道，同时还出现了“香料之路”。从其内容可知，“丝绸之路”就是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则是指海上丝绸之路。

　　(二)政府层面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已开始使用“丝路”和“丝绸之路”，其指代明确，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使用频率很低。“丝绸之路”较多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层面的对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在《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中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叙利亚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中亚各族人民和中国人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赶着骡马，牵着骆驼，孜孜不倦，披星戴月地开辟出来的。”(37)

　　1959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纳伊姆亲王宴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中国和阿富汗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标志。”(38)

　　1962年，蔡英在《友好邻邦阿富汗》中说：“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我国西部的边疆，越过世界屋脊的帕米尔，沿着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麓，通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39)

　　1963年11月20日，陈毅副总理在欢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我们的祖先共同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40)

　　1964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道：“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的祖先很早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在讲话中也说：“几世纪中商队就走过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通过阿富汗，把中国和西方联系了起来。”(41)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中西方之间也有了经济、文化交流，但张骞出使西域显然是中西交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界一般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42)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张骞派副使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国经过巴克特里亚到西方的道路。(43)

　　古代的阿富汗被誉为“文明间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枢纽，它将中国、印度与其西部的希腊、罗马连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内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44)证明在阿姆河地区确实存在希腊—大夏王国遗存。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数量庞大的古代黄金制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20世纪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中，有两个房间内藏有大量宝藏，其中有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精致工艺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罗马的玻璃器皿、叙利亚的青铜制品、希腊的石膏圆盘等，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45)

　　丝绸之路经过亚洲中西部和欧洲部分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西的中亚地区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中亚五国)，这一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丝绸之路”成为中阿交流的纽带与媒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间的友好关系时使用。

　　此后，“丝绸之路”一词开始在国内频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报道中，就有“我国历史上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西汉开始，已经开辟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46)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中，也出现相关记述：“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后来也被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了。”(47)

　　由于政府层面在对外友好交往中的频繁使用，“丝绸之路”为社会大众和学界所熟知，并逐渐广泛传播开来。

　　(三)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在政府层面以外，与丝绸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界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1959年，孙和清在《欣欣向荣的丝绸工业》中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历史上丝绸是从黄河上游经过***运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的，因此这条路曾被誉为‘丝绸之路’。”(48)

　　1975年，蒋猷龙在《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一文中说：

　　根据史籍和地下文物的考证，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最早地发明了养蚕，利用丝绵、蚕丝制作衣服，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被邻国誉为“丝国”，并且在公元前二世纪，即以大量丝织品向外输出，开拓了闻名中外、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我国蚕丝科学技术也从此传入欧亚各国。(49)

　　1977年，《丝绸》杂志第3期发表了周应惠以《丝绸之路赞歌》为名的诗歌。

　　相关行业性刊物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也很高，如《蚕业科技》1979年第1期发表了彭铮的《丝绸之路的由来》、《蚕桑通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杨宗万的《丝绸之路杂谈》。

　　(四)史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早期的“丝绸之路”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即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学领域。

　　以史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开始使用的称谓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如朱杰勤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中，就使用了“丝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与“丝路”：

　　至于华丝传入欧洲之路线，即里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丝路”名词，在中国境内，必沿斯坦因发现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发，经沙漠而至罗布诺尔湖。

　　丝路实可称谓旧世界最长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线。(50)

　　再如1955年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文中说：

　　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自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陆路以长安为采集地，出玉门阳关西行，又分两路。南路沿罗布淖尔南，经善鄯，沿大戈壁南，经于阗、莎车以达大宛。北路则经车师、龟兹、温宿，以达大宛。至大宛而南北两路合，然后西经布哈拉以达安息。此东西通商大道，号称“丝路”。(51)

　　同年，季羡林使用“丝道”一词说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蚕丝的向外传布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经开始了。丝的贸易对古代中西的交通，甚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横亘欧亚的“丝道”是众所周知的。(52)

　　1957年，陈竺同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丝路”一词：“因为运去的货物主要为丝织物，所以大家就称这条道路为‘丝路’。”(53)

　　1963年，夏鼐在《***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丝织品遗物。

　　这两处都位于***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汉代的“丝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的塔里木盆地，跨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今日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七千来公里。(54)

　　《辞海》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出现的词条也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

　　在政府和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后，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丝绸之路”，并与政府层面的使用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即为了说明历史上中外之间的友好关系。如1966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的《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一文：“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和非洲就发生了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东运到欧洲和非洲北部，西方古代文献把这些交通大道叫做‘丝绸之路’，把中国叫做‘产丝的国家’。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埃及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梅在他所写的《地理学》这部书里，也提到中国和‘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55)

　　史学界较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历史文物的学者。***吾***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中谈道：“我国自古被誉为‘丝绸之国’，穿过我国***，通往西亚、欧洲的交通大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从出土的精美丝织物看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些丝织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丝织工艺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同西亚、欧、非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历史悠久的友谊。”(56)在***吾***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中也出现了“丝绸之路”。阿斯塔那363号墓发现的文物，“对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遗存及其他各个方面也提供了实物例证……古代我国的绢锦等丝织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源源由东方向西方输出，曾远达波斯、罗马。高昌正是位于这条‘丝绸之路’的运输驿站上。”(57)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中也多次提到“丝绸之路”，***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高昌地区的繁荣”。高昌古城发现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丝绸之路’中间站的繁盛景象”。(58)

　　与此同时，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博物馆编著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这是我国第一本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在该书所附的“说明”中多次出现“丝绸之路”一词，并详细论述了丝绸之路在***境内的南北二道：“在从汉到唐的千余年间，这两条路都曾是运销丝织物的主要通道，后来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59)此后不久，***人民出版社编辑了《***历史论文集》(征求意见稿)，(60)其中许多论文如章左声《论张骞的历史功绩》、王炳华《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的政治、经济》、王仁康《汉唐时期***和内地的交通》都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尤其是赵永复的《丝绸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丝绸之路》题名的史学研究论文。1979年5月编辑完成的《***简史》第一册也有“丝绸之路”相关表述。(61)

　　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一词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出现，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大学、***民族研究所在内的西北相关学术单位组织编写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62)与此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也从学术上声讨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专门研究了***发现的两件古代写本，写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63)和《〈坎曼尔诗签〉试探》(64)两文，以卜天寿和坎曼尔之口声讨了沙皇俄国。

　　学界一方面研究中俄关系史，揭露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历史、文物，强调中国与亚非拉各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从而出现了较多关于“丝绸之路”的论述。如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一文结尾部分写道：“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5)

　　从1978年开始，“科学的春天”到来，各学科学术研究开始勃兴。在前一阶段的良好基础上，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同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开始较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出现“丝绸之路”，即“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66)1979年出版的冯惠民《张骞通西域》、(67)1980年出版的王治来《中亚史》中也使用了“丝绸之路”。(68)

　　同时在高校教材中也频繁使用“丝绸之路”。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指出：“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69)同年出版的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也出现“丝绸之路”一词：“中国的丝绸经南北两路大量运往中亚各国，甚至再经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地。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道路为‘丝绸之路’。”(70)

　　20世纪80年代，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的《丝绸之路》、(71)杨建新、卢苇的《丝绸之路》、(72)武伯纶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73)等。

　　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视，需要更直观地了解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重要遗址等，即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计划地组织了几次丝绸之路考察，如1981年7月15日到9月9日，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了“丝绸之路考察队”，对兰州至***乌鲁木齐一段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学术考察，考察成果以《丝路访古》为名结集出版；(74)1982年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丝绸之路考察团”对“丝绸之路”甘肃和***段的一些重要地点进行了考察；1984-1985年，青海文博单位组织了“唐蕃古道”考察等。

　　1990年9月，我国陇海—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为了与传统的贯通亚洲北部的大陆桥相区别，将其称为新亚欧大陆桥，或第二亚欧大陆桥。由于其所经路线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现代“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就是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75)

　　伴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丝绸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视，尤其是与中亚联系密切，又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等省(***)更为积极。西北五省(***)联合出版《丝路文化丛书》；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协会，创办《丝绸之路》杂志，(76)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漫画丝绸之路》丛书；(77)***、陕西、甘肃学者筹划编辑了三本丝绸之路辞典。(78)

　　史学界从“丝路”到“丝绸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个演进过程，不论是学术论著、高校教材，还是通俗读物，主要限定在学术层面。但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丝绸之路”研究上也有体现，它既与政府、行业界的使用有所联系，又与时代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使“丝绸之路”扩展到整个文化界，成为社会大众熟知的词语。

　　(五)辞典中“丝绸之路”概念的演进

　　在国内史学界大量使用并研究“丝绸之路”的背景下，1979年版《辞海》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基础上，同时设置了“丝路”和“丝绸之路”两个条目，其中“丝路”的释义是“即‘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释义基本上与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的“丝路”相同，只是将“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至公元后第六世纪”改为“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并在最后增加了一句“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79)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丝绸之路”的条目定义为：“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经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简称‘丝路’。”这一条目从公元前4世纪印度著作中有关中国丝的记载讲起，一直到唐代在这条道路上中西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重点讲述了路线的发展与变化，“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将“丝绸之路”分为三段：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中段是从玉门关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西段指葱岭以西。这是辞典中首次将“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讲述。(80)

　　除此之外，该书释义还增加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朱杰勤、黄邦和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继承了此前成果，较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南北两路的具体道路和支线。

　　自秦汉以来，大量中国丝及丝织品由上述各路运往西方，故称“丝绸之路”。其他商品交流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亦多由此路进行。丝路为古代和中世纪沟通中国与欧亚各国之桥梁，为中国人民与欧亚非各国(地区)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81)

　　1979年开始筹划编辑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设立了“丝绸之路”条目，其关于“丝绸之路”的释义，在路线、走向等方面与《辞海》基本一致，但又增加了一些较宏观的描述，即“通过丝绸之路，历史上欧亚非各国和中国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进；东方的中国文化，南亚的印度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进行着频繁的接触与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82)

　　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中的“丝绸之路”词条，虽只涉及陆上丝绸之路，但叙述却较全面系统：

　　简称“丝路”。是指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以后德国的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应该将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其主张得到后来学者们的支持，丝绸之路一名遂为广泛使用。(83)

　　此条目将“丝绸之路”的性质、来源、发展变化等作了全面概述，并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李希霍芬《中国》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以及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阐释。同时较详细叙述了“丝绸之路”中段道路。首次在辞典中提出了东汉后出现的“新北道”，明确了敦煌到帕米尔之间的北、中、南三条道路及其具体走向。

　　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的《***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主要讲述了陆上丝绸之路，增加“丝路在先秦时已隐约存在，前2世纪后进入新时期，日趋繁荣，直到近代欧、亚海运畅通之前，一直为中西交通大动脉”的描述。与《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一样，也讲述了丝绸之路中段的三条道路，同时还有“以上几条干线又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形成支、干交错的交通网络”。(84)这也是辞书中第一次对“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

　　周伟洲、丁景泰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的表述较全面，此条目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外国考察家的探险、著书立说和使用这一名称，使其“固定下来”。同时还提出“广义的丝绸之路”概念：“即凡经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包括海上、陆路均一概称丝绸之路。”(85)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的“丝绸之路”条目，既继承了《辞海》的内容，又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扩大了范围：

　　在现代学术界，该词不仅用以指称联结整个古代世界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通常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类(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干线：(1)草原之路……；(2)绿洲之路……；(3)海上丝路……。(86)

　　《大辞海》在《丝绸之路大辞典》的基础上对广义丝绸之路的描述更为宽泛。

　　此外，还有一些专科性的辞典，如《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经济史辞典》、《中外文化知识辞典》、《大学历史词典》等都收录了“丝绸之路”词条。其释义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从以上辞书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可知，《辞海》系列、《中外关系史辞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丝绸之路大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记述相对准确全面，或有自己的见解。

　　各类专科辞典，尤其是《辞海》系列将“丝路”或“丝绸之路”列入，说明“丝绸之路”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释义也在不断深化，含义也逐渐广泛。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充实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到中亚、印度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其延伸到罗马。但他们最初的定义仅仅限定在贸易或交通方面。(87)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就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8)这里的“滇、缅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丝绸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此后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辞海》中，都有相似表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丝绸之路”的支线释义如下：

　　支线有出敦煌向北，经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西行者，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海道则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从今缅甸南部西行，或由中亚转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9)

　　相较于《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增加了“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即所谓的“草原路”。

　　另如杨建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丝绸之路”条目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90)这里提出的“绿洲道”、“草原道”和“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概念延伸的概括，但认为这是“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前已述及，《辞海》(未定稿)、《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已经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

　　《***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对“丝绸之路”“支线”的记述更加细致：“陆路还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尔泰山至中亚者，有以内地经青海、西藏至印度者(吐蕃道)，还有经四川、云南至缅甸者(滇缅道)。”(91)这是在辞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吐蕃道”和“滇缅道”。再加上以前出现的“草原路”，陆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基本上都明晰了。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因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中亚陆路到罗马的交通线，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所以被称为“沙漠路”，同样，这条路线还经过中间的绿洲地带，又被称为“绿洲路”，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亚称为“草原路”，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经海上航路与对外交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些大的支线外，还有一些临时的小支线，如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居地到敦煌的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青海道”。

　　刘迎胜撰著的“丝路文化丛书”《草原卷》中，首次出现了“丝路网络”一词。

　　隋、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草原丝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92)

　　这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将“丝路”作为网络探讨，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也有“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丝绸之路大辞典》的表述更为宽泛：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被名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之“海上丝绸之路”；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路”)等等。(93)

　　不论是支线说，还是各条道路的单独存在，都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或充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网络。我们知道，李希霍芬、赫尔曼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东西方交通路线。后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由于气候、政治、战争、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中西交通路线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偏离原来的路线或规划，甚至废弃某一段道路，也会不断开辟新的支线或道路，这些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从长安到敦煌就有几条通道，从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到帕米尔又有几条通道。在这些通道上，还有许多小支线，在史籍文献记载中，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现的就有“灵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龙堆路”、“回鹘道”、“大碛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这些支线通道，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现，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较固定的通道还有如草原道、印缅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网络系统。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出现变故，导致某一条或某几条线路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线，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它从中国古代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地区，路网跨距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公里。这显然只是一个大体走向，从其包含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就可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还包括许多支线。

　　草原道、唐蕃古道(吐蕃道)、印缅道(滇缅道)等，都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延伸或支线，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来说，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因此，现在一般都是将“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的“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按交通线路划分外，还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交换物品、传播文化来划分，如“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珠宝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青金石之路”、“绢帛之路”、“皮毛之路”、“佛教之路”、“书籍之路”等。这些都是扩大的概念，与“丝绸之路”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

　　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含义的充实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地质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之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因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想象成一条直线，所以在《中国》第一卷的《中亚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94)这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

　　虽然赫尔曼也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将“丝绸之路”一词引入国际学术界，但他并不认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直线说。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国西北，尤其是***的汽车探险后，专门写了《丝绸之路》一书，详述了此次考察的收获、见闻等，该书第18章标题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虽然全篇不到一万字，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几条道路、走向、性质作了全面的阐述，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才使“丝绸之路”一词为大众熟知，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国学者才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绸缎之路”以指称“丝绸之路”。1935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的简称“丝路”。此后不久，欧洲和苏联也使用了“丝路”一词。1941年使用“丝绸路”。同时，还使用“贩丝之道”代称“丝绸之路”。1943年，我国正式出现“丝绸之路”一词。

　　第三，“丝绸之路”虽然称呼众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多种称谓，但都仅仅是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物品的概括或总结，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这条通道开创的原动力，它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影响最大，它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和使用，中国因此被称为“Seres”。正因为如此，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命名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都是以“丝绸之路”命名。

　　当然，“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注释：

　　①综述性研究成果如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2010年；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罗雪梅：《丝绸之路名称的历史演变》，《文史杂志》2015年第6期；田澍、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等等。

　　②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关于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

　　③目前学界所引用的所谓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对“丝绸之路”的定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200页；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等等，都有讹误，李希霍芬的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这是赫尔曼根据李希霍芬后来的演讲内容总结提炼的。笔者另有《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进行讨论，待刊。

　　④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1910,10ff，转引自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2页。

　　⑤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5页。

　　⑥朱杰勤在《大秦国全录》的译者说明：“大秦即罗马东部，亦即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且以叙利亚为首。”(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i页)

　　⑦参见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29-430页；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杨共乐：《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张绪山：《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⑧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1～33页。

　　⑨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59页。

　　⑩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6年。该书1936年出版瑞典文本，同年出版了德文本，1938年出版了英文本，1944年出版了日文本。中文本根据英文本翻译而来。

　　(11)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6页。

　　(12)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前言”，第XIII页。

　　(14)这些论文收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如桑原骘藏：《东西交通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3年)，史学会编纂：《东西交涉史论》(东京：富山房，1939年)，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南海篇(荻原星文馆，1943年)等，其研究内容包括今天的“丝绸之路”。长泽和俊的《汉之西域经营与东西交通》、《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西夏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张骞之西使与东西交通》、《论甘英之西使》、《法显之入竺求法行》、《韦节、杜行满之出使西域》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文，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丝绸之路史研究》中。

　　(16)安武納訳編：《古代絹街道(しゐくろうど)：パミ一ル高原ル一トの研究》，東京：霞ヶ関書房，1944年。

　　(17)橋田憲輝訳：《絹の道》，東京：高山書院，1944年。

　　(18)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5页。

　　(19)《シルクロ一ド》，東京：校倉書房，1962年。

　　(20)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1页。

　　(2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1930年。朱杰勤在张星烺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增补校订后，出版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1979年)，内容有删节。2003年中华书局改为四册重印，恢复了被删去的内容。

　　(22)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23)向达编：《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24)方豪于1942年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1946年到北平后又在辅仁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根据其讲义编著的《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由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77年后，改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岳麓书社、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均有翻版。2016年收入《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向达编：《中西交通史》，“叙论”，第1、6页。

　　(27)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7、10-11页。

　　(28)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选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9)朱杰勤：《中外关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100页。

　　(30)《西北导报》第5期，1936年4月，第29页。此报道有个别错误，如将“瑞典”写成“瑞士”。

　　(31)M.P.Charlesworth(查尔斯沃斯)：《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朱杰勤译，《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16日。据《食货半月刊》文末标注，此文译自《罗马帝国之商路及商业》第6章。此文在收入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时略有修改，如将“妙”改为“鲜”，将“思坦恩”改为“斯坦因”。

　　(32)《国际月刊》1939年第1期(创刊号)，第107页。其出版时间应该是1939年7月。

　　(33)《申报》1939年1月11日，第4版。“乌慈贝吉斯坦”即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城。

　　(3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48年，后收入黄文弼著，黄烈编：《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3、239页。

　　(35)朱家骅：《西北观感》，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582页。

　　(36)《申报》1943年2月24日，第2版。

　　(3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13页。

　　(3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9)第6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100页。

　　(39)蔡英：《友好邻邦阿富汗》，《世界知识》1962年第10期。

　　(40)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3)第10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5-426页。

　　(41)《刘少奇主席、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在刘少奇主席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大公报社人民手册编辑委员会：《1965人民手册》，北京：大公报社，1965年，第339页。

　　(42)参见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3)“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称呼。其位置与中国青藏高原西北部的葱岭(今***吾***与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接壤。

　　(44)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2世纪下半叶，研究者推测是大夏东部首府。

　　(45)参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81-284页；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1年第2期。

　　(46)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5页。

　　(48)中国纺织编辑部编：《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21页。

　　(49)蒋猷龙：《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丝绸》1975年第3期。

　　(50)方豪：《中西交通史》(一)，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第79、81页。

　　(51)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52)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53)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页。

　　(54)夏鼐：《***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55)广文：《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

　　(56)***吾***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57)***吾***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58)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59)***吾***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其文字说明部分同时以《“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为名，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3期。

　　(60)本书初次出版大概在1975-1976年间，1978年出版的正式本有所变动。

　　(61)***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2)《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关于“坎曼尔”材料的真伪辨析，参见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65)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6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页。

　　(67)冯惠民：《张骞通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8)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70)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71)陈振江：《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2)杨建新、卢苇编著，朱杰勤审校：《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73)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4)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1992年，西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丝路文化丛书》，全套共12册，其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册、***人民出版社出版4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册。从杨建新所写序言和杨建新、卢苇于1981年出版、1988年增订的《丝绸之路》，改编为《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一书可知，该书是为了配合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而出版。杨建新在丛书“序言”中说：“现在我们把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喻之为新丝绸之路”。

　　(76)《丝绸之路》杂志由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等编辑，1992年出版试刊一期，1993年出版双月刊内部发行，从第4期开始正式出版。

　　(77)于忠正、曹昌光主编：《漫画丝绸之路》，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78)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王尚寿、季成家等编著：《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1页。

　　(8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17-319页。

　　(81)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422页。

　　(82)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41页。

　　(83)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第199-200页。

　　(84)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2-93页。

　　(85)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86)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刘君德等编著：《大辞海·中国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12-1013页。

　　(87)参见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