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像大多数人一样，汪民安被困在家中，“呆着”，在无法做什么的状况下，汪民安充分发挥了“去做”的潜能。过去几年的写作，在今年集中出版。除了两本旧书重印之外，汪民安今年还有3本新书出版。

七月出版的《论爱欲》脱胎自他尚未写完的另一本有关生命哲学的书，“爱欲”是其中的一章，但“写着写着，太长了，写了16万字，就索性单独拿出来出一本”。10月份刚刚出版的《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是他近几年来在主题和思考上有关联的论文合集。还有一本是下个月即将面世的艺术评论集《绘画反对图像》。几本书串起了汪民安过去十多年内的理论趣味变化：从身体到情动，从空间到物质，从后现代到当代性。

主持人：对于许多由县城或村镇走向一线城市的大学生来说，总会面临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县城的困扰。一方面，在县城买房、生活成本更低，离家更近；另一方面，受限于县城有限的产业结构，又难以找到匹配的工作岗位。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县城是当前我国释放经济活力的重点区域。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众多县级城市的经济类型丰富多样，这使得县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发展活力。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或周边的县城，可以借助地理位置优势承接大城市的人口、产业和功能，享受到大城市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在大城市的市场拉动作用下不断释放自身经济活力。具备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的县城，可以借助自身特色产业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通过差异化竞争释放发展活力。位于农产品主产区内的县城，可以成为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区，重点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为服务“三农”提供有效支撑，并在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发展活力。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能够承接生态超载地区的人口转移，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支撑，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发展活力。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县城对农村和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远小于大中城市。因此，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作出指引。

“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跟阿甘本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当代”有关联。不过，用当代性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很难说当代性是否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当代性当然是关于当代的，就像我们用当代艺术来描述今天的艺术一样。我们只能说，用当代性描述当代肯定不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它只是一个习惯的用法。至于为什么不用现代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现代这个概念有它约定俗成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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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的“后记”中，你提到，情动（感）和物质这样的主题已经吸引了你很久，为什么会从“身体”转向“情动”？

新京报：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和艺术家来往。此前的访问中，你也谈到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体系化，没有固定模式和知识束缚，依赖感性和直觉。虽然有浅白的一面，但是也有敏锐的一面。因为不受约束，在行动、实践、语言、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啃噬方面，艺术家比知识分子更有活力。”你和艺术家的接触，艺术生产的介入与艺术评论的写作，对于你的生活、学术思考、风格产生过哪些影响？

纪录片《渔业阴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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