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着“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因病去世，享年88岁。

“但是，他的一系列货币理论，依然将在相当长时间影响全球货币政策。”一位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

在国际，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不仅扩大了与世界、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交往，而且也方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倡议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庆幸中国抓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重要机遇窗口。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本来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做好国际化货币的准备，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周边国家和地区出现流动性紧缩，纷纷要求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人民币加入SDR就是从这里起步并加快推进的，应该说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对改革来说，时间窗口很重要，有关配套措施有可能因倒逼而跟上。因此，有合适的时间窗口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错过了时机，未来成本可能会更高，困难也会更多”。

改革下一步：体制创新

保罗·克鲁格曼坦言，如果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失败，它的推动力——“欧洲政治统一”也将遭受挫折。

这一理论所蕴含的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本的逐利动机则会使得本国资本流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生产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都更为低廉的国家，这样一来，无法自由流动或者说自由流动性极低的本国劳动者势必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更高的失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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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例生动地阐释了这一深化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简政放权、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工贸结合开始，一步一步地逐渐递进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05年启动了新一轮汇率改革，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结束了外汇管理“宽进严出”、贸易“奖出限入”的局面，而正是新世纪以来的上述改革，奠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促成了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岛观点。

在他看来，就技术角度而言，欧洲国家在1969年-1971年初达成欧元一体化协议会更加容易，当时欧洲经济联盟已紧紧联系在一起，所有欧洲各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欧洲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与利率都相差无几，经济层面已取得“统一性”。但是，随着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以及浮动汇率制度的普及，令欧洲国家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导致欧元再要“统一”各国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足足多耗时40年。

回顾从改革伊始到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不仅可以看到对外开放对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而且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的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鲜经验，并鲜明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上。

管涛：目前看是没有。央行一再强调，市场流动性松紧不能看量，更要看价。到今年3月份，MLF和LPR已经连续11个月没有变化，去年3月底起7天逆回购利率也没有变化，这反映了货币政策稳字当头的基本立场。

可见，中国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中择二”，正在不知不觉地事实上演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即“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需要重新调整。

更加具有典型性的是日本提出的“中国+1”政策。即不能在某一项产品上完全依赖中国的生产，而是要在中国以外存在一个备用的替代选项。

但是，蒙代尔的呼吁，似乎无法阻挡越来越多国家拥抱浮动汇率制度。这也令他们充分感受到蒙代尔所提出的“不可能三角”影响力。

不管怎样，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曾经占据全球的三分之一。

对外开放是“驾辕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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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旦回落，无法预见的L型走势

2012年11月，蒙代尔还曾提出“创建以美元欧元人民币联盟的世界货币DEY-INTOR”。他表示，在世界经济体当中，中国将成为较好的领航者。3种货币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从而起到指导的作用。

1962年和1963年，同在IMF工作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John Marcus Fleming）和蒙代尔分别发表论文，讨论了在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运用问题，该理论后被称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大行其道，该模型影响力日益彰显，几十年来成为决策者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造诣深厚，他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据他回忆，那时候所有的经济政策讨论均是以此理论为基础。

例如，巴西保持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牺牲汇率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大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

当时，货币宽松的时间持续比较长，新兴市场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资本内流，积累了较多的货币错配风险。但这次量化宽松的时间比很短，还不到一年时间。而且，由于新兴市场之间，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状况不同，过去一年时间里，并非所有新兴市场都重现资本回流。

针对不可能三角所带来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与货币危机，蒙代尔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2012年，他首次提出创建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联盟的世界货币，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效率以应对未来国际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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