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肖金成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

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就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就是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虽然把城市建设得更大更漂亮，路更宽，楼更高，但没有根本解决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城镇化水平提升很快，城镇化质量却有待提升。

城镇化的本质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和城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出现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靠城市建设就能够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1年的64.72%，提高了46.8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一千多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能够在城市居住和生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了不起的成就。城镇化水平65%并不是最终目标，未来很可能超过75%，甚至80%。很多学者的预测还是很乐观的，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于2030年超过70%，2050年超过80%。也就是说未来十年，还将有一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我国城市和城镇人口总量将超过10亿。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不仅能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能持续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城镇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很快，水平已经很高，但城镇化质量仍有待提升。现在统计的口径是城市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有城市和城镇户籍的人口不到50%。2021年末，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达到29251万人，跨省转移的有1亿多人。所谓农业转移人口有三个特征：第一，都是农村户籍，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第二，报酬较低，获取的报酬很难把全家转移到城市；第三，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很多人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些人将来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仍然是个未知数。如果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民工回到中西部，回到农村，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会不会下降？逆城镇化不仅会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难以提高收入，沿海地区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显然不利。

农民工回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收入下降。如果收入不升反降，消费需求无法提高，我国工业化也将受到影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出口贸易不容乐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大开放，继续提高各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把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作为主要着力点。其中，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民工收入和消费能力就是促进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有效途径。

提高中小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城市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二、三产业依托城市布局和发展。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特殊的优势。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便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谓之“虹吸效应”，因此大城市会越来越大。问题是城市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大城市病”如影随形，生活成本提高，交通拥堵加剧，环境质量恶化，管理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周边的中小城市对经济要素的竞争处于明显劣势，城市规模很难随之扩大。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和中小城市对产业和人口吸纳能力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都市圈是都市辐射影响的范围，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所谓都市就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辐射功能强的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谓之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谓之特大城市，300万至500万谓之I型大城市，因此，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可界定为都市。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已有30多个都市，因此可形成30多个都市圈。都市圈规划和建设的目标是同城化。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使都市和周边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加强对周边城市乃至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使城市周边地区同步发展起来。都市圈和周边的城市圈相互耦合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范围比都市圈要大一些。城市群发展的目标是网络化。通过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每个城市成为城市群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城市之间加强分工与合作，变分力为合力，变单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无论都市圈，还是城市群，对中小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交通的网络化和便利化，使中小城市的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中小城市便有条件承接从大城市转移来的产业。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城市规模随之扩大，与大城市的差距将会缩小，合理的城镇体系可望形成。这对防治“大城市病”也是有效的，有利于都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减轻都市的人口压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推动沿黄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减量增效，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所谓 “瘦身健体”就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使城市规模不再迅速扩大，但功能不断增强。应把不适合大城市发展的高排放、高耗水、高耗能产业转移出去，把成本敏感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创造发展的机会。

应足够重视城镇的发展，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有33970.09万人居住在县城和小城镇，占全部城市和城镇人口的37.15%。我国共有1438个县（不包括直辖市所属的县，不包括县级市、县级区，包括自治县、旗），意味着有1438个县城，假设县城平均人口10万，居住的人口共计14380万，几乎相当于84个大城市的人口。按照现在的行政体制，相当多的县城仍是建制镇，只有少量的县设立了街道。东部地区有的县城规模相当大，有的超过3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城市。当然，县城规模差异很大，中西部有的县人口少，不少缺乏产业支撑，所以县城人口规模也比较小。但无论如何，应把县城作为城市看待，做好城市规划，发展产业，集聚人口，使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小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其地位不可忽视。小城镇是城市之尾、乡村之首，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乡村振兴中担当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使命，为将近5亿的农民提供服务。未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和工作。乡镇政府是我国的基层政权机关，是最接近广大农民的政府机构，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针”。然而，这根针还不够硬，功能还不够强。相当数量的小城镇由于体制原因，仍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性和封闭性，产业比较薄弱，有些仍是地地道道的“大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应通过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按照城市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由封闭转向开放，更好接纳来自农村的农民和来自城市的居民，繁荣小城镇经济，使小城镇成为宜居宜业和美的地方。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拓展发展空间的强大动力，更是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中央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出的明确要求，指明了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必然路径。日前举行的市级领导干部和县级主要负责同志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读书班指出，要把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融合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围绕繁荣城市、激活乡村，抓住关键、打通堵点，推动城乡功能衔接互补、资源均衡配置，让城市和乡村都更有品质、更加宜居、共荣共兴。

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围绕聚人兴业提升城镇品质。城市的核心是人，品质是聚人的重要因素。市委提出品质立市战略，就是要紧紧围绕人的需求、人的感受、人的发展，坚持以城市建设带动城市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更好地汇聚人气、繁荣商气。要注重三苏文化、东坡文化保护挖掘，发挥好规划的刚性引领作用，结合城市新中心建设和老城区改造，深化“文化+”模式，推动文化与城市共生、与生活共享、与产业共融。要系统谋划好城市空间美、建筑美、生态美等工作，严格规划管控，优化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完善风貌色彩、夜景亮化、绿化提升等专项规划编制，统筹公园、广场、街道绿化布局和节点打造，不断提升城市品位。要提升中心城区功能配套，统筹推进城市新中心建设和城市更新改造。要实施县城和中心镇补短强弱工程，细化“一县一策”方案，不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城市品质要提升，乡村建设也要跟上。要按照乡村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基础设施的科学布局，增强中心镇、中心村功能。要深化学区制、校联体改革，推动小学初中往乡镇集中、高中往县城集中。要持续充实村卫生站、乡镇卫生院人员力量，深化紧密型医疗共同体建设试点，加快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要深入推进厕所、污水、垃圾“三大革命”，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村庄清洁行动，做美农村生态环境。

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以改革办法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障碍。破除要素流动障碍，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打通堵点、解决难点，发挥城乡各自优势，更好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业农村汇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要重点围绕“人、地、钱”深化改革，健全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职业农民培养力度，完善人才政策保障体系，引导各类人才到农村发展生产、干事创业；扎实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加快房地一体的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创新农村金融模式，探索“整村授信”“整园授信”，有效保障重点农业产业和农业主体融资需求。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读书班精神上来，以务实之举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更加顺畅，让农村发展在城乡联动中迸发活力，让城乡居民共同享有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

来源丨本报评论员

财联社7月13日讯（记者 张曼玉）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有哪些亮点？如何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关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未来城市群和县域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围绕着市场和公众关注的问题，财联社专访了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他还曾担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研究员，长期关注城镇化这一议题。

在冯奎看来，《方案》提出的“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直接促进农民工、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未来在政策上应给予农民工、大学生等更大的自主权去做选择。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方面，他认为，在城镇化的上半程，城镇化迅速发展带来了新建住宅规模体量的激增。但进入下半程后，这个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存量、流量、质量将成为三个关键词。

此外，他还认为，从《方案》来看，未来城市群将朝着系统功能强、效率指标强、辐射带动强、韧性发展强等方面演化；同时，《方案》的亮点是提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等；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城将获得发展的新动能。

“《方案》的亮点是提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等”

财联社：7月12日，发改委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你如何整体评价这一方案，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冯奎：迄今有两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上一版起止时间是2014至2020年，新一版起止时间是2021至2035年。《“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是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15年中长期规划落地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方案》中的一些重大路径设计，实际上可以看成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铺路砖”，可以从中看到中长期发展的“风向标”。《方案》的实施，对于形成和塑造中国城镇化的最终形态至关重要，因此各方十分关注。

财联社：在你看来，《方案》有哪些亮点？

冯奎：我认为有两类“亮点”：一类亮点是指，许多一直强调的问题，由于极其重要，同时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因此要进一步制定方案，推进落实。比如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次强调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并且从操作层面上提出多项更具针对性的措施。这类亮点不在于“标题”，而在于标题下面所包含的政策“干货”。

还有一类“亮点”，是在上一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没讲，或者讲得比较少的，这次闪亮登场了。比如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还有像韧性城市建设、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城镇化在新阶段、新形势下的一些新动向。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直接促进农民工、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

财联社：《方案》在主要目标中强调，要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你如何看待这一目标？

冯奎：《方案》中提到城镇化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之前有一种意见认为，城镇化可以不要再提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等等。实际上，中国现有2.9亿多农民工，其中1.35亿进城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落户，不能成为真的市民。未来，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要转移出来。如果没有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方面的指标，中国城镇化就缺少一种方向上的引导。城镇化率对于城镇化的意义，跟GDP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不是唯一指标，但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

财联社：数据显示，到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目前两者差距18%。如何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而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冯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项政策，能直接促进大量农民工转为城市人口，帮助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带来的积极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对个人来说，这项政策体现了对公民自由选择权利的保障。从城市角度来讲，有利于城市提升活力。从宏观经济来讲，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等内需。

所谓户籍人口，对应着的是完整的市民权利。因此，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实质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从政策含义上讲，应给予农民工、大学生等更大的自主权去做选择。多数人仍会选择城市户籍人口，因为户籍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福利。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经过“十四五”几年努力，绝大多数城市应做到可以宣布：凡有意愿，且符合一些基本条件，都可以具备有所在城市正式户籍，都应享受城市市民的权利。这其中，一些人（如刚进城的农民、流动性较强的年轻人）当然可采取自主申报方式，放弃该城市户籍。对于城市政府来说，要围绕未来的人口变化，做好一系列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准备工作。有关部门要加强督察，防止少数地方出于“政绩”和完成任务的需要，简单地通过调整户籍代码方式，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从政策推进上来讲，现行的一个政策方向是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这没有问题，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同样可以推进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合二为一”，缩小二者在统计和福利水平上的差距。

财联社：《方案》在总体要求中提出，持续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加快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预计“十四五”期间会有哪些政策出台？

冯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地方、多类主体。要把事情办成，或者说要提高政策效能，关键要靠体制机制的优化。

比如，一些农民工流入大省、大市，都有“学位”不足的问题。简单地讲，当地城市政府部门应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新建学校，除了需要筹集资金、争取到建设用地之外，还需要增加教师事业编制。比如浙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94万，初中、小学教师编制缺口达7万以上。编制这件事，城市政府没办法解决。究竟是用一个省的存量编制“调剂”？还是要通过中央协调来解决？这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办法。

再有，城镇化涉及到人口跨区域的流动，这就需要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事权、财权要有相应的“联动”。事实上，有关部门也制定了所谓“人地钱挂钩”的政策，但我们到地方调研，就发现在这个挂钩环节，中央部门、省、市就有各自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明政策协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十四五”期间，应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提升联动效率，推动城镇化政策更全面落地生根。

“城镇化进入下半程，房地产业的发展逻辑发生了变化”

财联社：《方案》还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完善城市住房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等。这些这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冯奎：房地产，特别是住宅话题的讨论，历来受到不同的立场所影响。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下，新市民、年轻人的住房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会成为政策的焦点。这意味着帮助新市民、年轻人落户城镇的住房制度安排、产业发展模式、产品开发类型等，是未来住宅市场发展的焦点问题。比如，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现在是各城市推动住宅发展的重点，就是因为契合了政策方向与市场需求。

如果将城镇化分成上下两个半程，在上半程，城镇化迅速发展带来了新建住宅规模体量的激增。但进入下半程后，这个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地产业“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这是和新型城镇化直接相对应。房地产新发展模式是什么，还在探讨，我认为有三个“量”至少值得关注：一是重视存量，就是要进一步通过挖掘和利用住宅存量解决住房问题；二是重视流量，就是重视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特征、消费能力和习惯，重点解决进城农民工和年轻人进城的“第一个家”的问题；三是重视质量，就是充分利用绿色、科技的手段，改善居住品质，引领住房消费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消费的提档升级。

“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县城将获得发展新动能”

财联社：《方案》强调培育发展都市圈，目前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积累了哪些有效经验，还有哪些地方要进一步完善？

冯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城市群和都市圈持续发展壮大，创造了一系列经验。但城市群、都市圈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仍属于新生事物，在规划、建设、治理等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

比如，从规划来讲，不同的城市群、都市圈在国家经济地理中应有自身功能、特色，并不能都以东部发达的主要城市群、都市圈作为标杆，去照搬“领头雁”的指标体系。从建设来讲，应根据核心城市与重点城市不同的定位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匹配”关系，确定差异化的建设布局，要形成不同特色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头”。从治理模式来讲，行政区治理与经济区治理这两种治理模式，需要在城市群、都市圈地区叠加出现。这带来了复杂的选择，有的地方协调难度与成本明显加大，但关系城市群都市圈的一些关键问题多年进展不大。

财联社：你刚提到，“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此次《方案》的亮点之一。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你的预判是怎样的？

冯奎：本世纪的头20年，总的来说，以超大、特大、大城市为引领，城市群都市圈得到一定发展，奠定了国家城镇化的空间形态基础。但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各类城市都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城市之间存在协调不够、协同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出现了各自的“城市病”“小城镇病”。

这次规划提出，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有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小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总体上是要寻找城市协调发展之路，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高质量状态。总体上来说，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城将获得发展的新动能。但县域和县城类型多样、差异极大，能否发展起来，要进行具体分析。预计“十四五”末，县域和县城的分化可能比现在更加严重，比如有的县城融入都会连绵区，与中心城市连成片；有的县城可能要进行功能和布局调整，走更加紧凑的发展之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春天里风景如画的特色县城

读完以上《意见》，结合自己的一些理解，谈一下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

一、截止2021年，我国1866个县城及县级市常住人口约2.5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推进县城建设和发展，有利于将农村人口尽可能转到就近的县城，不再盲目拥进大城市，因为现阶段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趋于饱和。因此，往后几年国家对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目标是迁移到就近的县城。

二、过去几十年，国家一直在集中全力发展大中城市。而县城的道路桥梁、市政管网等配套基建设施，起码落后于城市10年以上。而县域的经济产业也大多数是承接城市淘汰下来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落后产能。因此，此次国家让大基建、大资本下沉到县城，即可以改善县城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也可以给县城带来更多先进、成熟的优势产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层面不但能够稳定增长，也能更好地促进地方的乡村振兴，同时让老百姓就近找到能挣钱的好工作，改善目前农村因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过多带来的社会问题。

恒温恒湿的新型蔬菜大棚

三、国家要加快县城的建设，首先应该是分批次实施，哪些县城会是首批受益者？看看有没有你的家乡。

1、大中城市周边的县城。既可以发展成城市的卫星城，也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享受到城市的配套，承接城市成熟产业的转移。

2、农产品产能密集的县城，如种粮大县、畜牧特色县、瓜果之乡等，资本的下沉会加快这些县城加工业、仓储业和运输业的全面发展，既节约了时间和中间成本，给县城创造了更多的财政税收，也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3、有特殊产业或者特色旅游优势的县城，如福建安溪县，号称中国茶都；四川的九寨沟县，旅游资源丰富。这些具备有独特优势的县城，也将会在此次机遇中得到更大地发展。

美丽乡村一望无际的稻田

4、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城，如浙江的苍南县、新疆的莎车县、云南的红河县等，也会在国家此次推进县城发展的政策中获得更大的利好，让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四、按照《意见》实施，除了带动县城实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更新换代，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外，也会促进县城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近些年来，县城的房地产发展势头过快，出现了不少负面新闻和烂尾楼，除了有部分不良开发商的原因外，也与县城整体收入水平低，人口流失严重有很大关系。房地产行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也会进一步遏制老百姓修建自建房的增长势头。

最后，总结一下对普通老百姓的好处：

1、县城的建设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桥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将得到完善，你的家附近会出现更多的公园、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

2、县城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收入也会更高，可以不用再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工赚钱养家了。

3、随着县城经济的发展，会加速外出务工人口的回流，县城的房子将会更保值甚至有增值空间，但在房住不炒的政策下，千万不要想着去做炒房客。

县城，作为具有中国特色联系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希望能够在此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内循环提供坚实的保障！也让居住在农村和县城的普通老百姓，得到国家发展政策带来的滚滚红利！

迎接曙光，充满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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