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举措，经多年发展，尤其是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在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开展的跨境交易总额中，有近一半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但受制于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受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事件冲击，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加速进入调整期，跨境人民币结算迎来重要发展“窗口期”。我国应紧抓这一难得历史机遇，有序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走实走深，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增长。

统计显示，2010—202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从5063亿元快速上升至7.94万亿元，增长近15倍。同期，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从280亿元上升至5.8万亿元，增长近206倍。截至2022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的结算规模分别达到4.58万亿元和3.01万亿元，其总和已接近我国跨境结算总额的50%，预计全年两项业务有望再创新高。

二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有序扩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力度加大，跨境人民币结算由经常账户向资本账户稳步推进，结算范围日益扩大，参与交易主体越来越多，常规金融产品投资和“熊猫债”等创新金融产品投资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中的比重上升约42个百分点，达到60%左右。问卷调查显示，疫情以来，更加倾向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投资我国的境外企业占到81.3%。统计显示境外投资主体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8月，其累计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资产合计近10.3万亿元。

三是跨境人民币支付功能显著提升。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过去10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由0.57%增长至2.17%（截至2022年6月底），排名大幅攀升，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人民币在我国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占比，从201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21年的40%左右。2022年1月至8月，我国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9.4%，与美元占比差距由10多年前的66个百分点收窄到约10个百分点。

四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使用不断扩展。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自2015年上线以来，逐步形成“直参+间参”模式的全球支付结算网络。CIPS以安全先进的技术、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截至2022年上半年，相关网络节点已快速连接到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其中，“直参”机构约有76家，“间参”机构超过1265家，分布在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较好地发挥了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的“主渠道”作用。

一是地缘政治变局促进了人民币全球资产储备功能的提升。

随着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博弈加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安全考量优先，资本避险情绪升温，国际货币资产配置更加多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08年以来，美元等传统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下降14个百分点以上，人民币等非传统储备货币占比上升。其中，约有25%以上被替换的传统货币储备转向人民币资产。乌克兰危机以来，人民币夏普比率优于传统储备货币，可兼顾收益性与稳定性，能对冲投资组合风险，受到市场资金青睐。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3223.8亿美元，占比为2.9%，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提升1.8个百分点。

二是“区域贸易圈”深化为跨境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广阔平台。

近年来，“逆全球化”和“贸易霸权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全球贸易圈”更多转向“区域贸易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货币”惯性，并为“区域贸易圈”中催生“区域货币”提供了土壤和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深化，在相关区域内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条件更加成熟。2022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17.8%，远超9.4%的外贸整体增速。我国可利用在相关区域的贸易影响力带动金融领域的多边合作，推动人民币发展为共同认可的“区域货币”。

三是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地位增强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计价功能。

截至2022年6月底，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结算额相比2015年全年增长了约8.8倍，占其全部外币结算额的1/4以上。伊朗和沙特也在积极推进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对华原油贸易。过去20多年，我国货物进口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份额显著提升，从2001年的3.8%上升到2021年创纪录的11.9%，已逐步由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将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计价功能。

四是数字货币浪潮兴起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开启新赛道。

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加快启动数字货币开发项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数据统计，当前全球约有90%的央行和货币当局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开发。以CBDC进行跨境支付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计划可以将支付成本降低50%以上。人民币在主要货币中率先进行数字试点，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应用场景日趋丰富，在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领先全球。同时，我国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国际合作，探索数字货币的双边和多边使用，为跨境人民币结算开辟新赛道。

一是把握人民币定价权，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独立性。

牢牢把握现货外汇市场的定价权，防止国际投资机构通过衍生品市场干扰汇率的定价权。以更加密切有效的方式开展人民币双边互换，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能源出口国的货币互换，破除美元支付体系的惯性效应。通过深化点对点的双边互换协议和区域储备池安排，有效降低对单一货币储备的高度依赖。抓住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安全资产”供给不足的空档期，建设开放、健全、有效的人民币资产市场，提供稳健的人民币安全资产。强化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功能，促进我国在海外形成较大规模铁矿石人民币、石油人民币、天然气人民币的沉淀和流通。

二是推进“区域贸易圈”，打造稳定“跨境人民币流通区”。

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和RCEP相关国家的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构建有特色、能落地、互惠互利的货币合作模式，扩充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规模、频率、适用范围。针对特定经贸合作项目，开辟特许双边本币流通渠道。推出更多的人民币对小币种金融产品，完善小币种交易服务体系。要着力实现区域内跨境清算结算系统技术对接、标准对接、业务对接，推动“金融+贸易”市场的有效联动，打造区域贸易领域内的“人民币流通区”，切实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集聚效应、热点效应、替代效应。

三是推动在岸和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发展，优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环境。

着眼长远，逐步放宽并取消境外投资者投资在岸金融产品的额度、范围等限制。加快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和业务，发展人民币债券投资产品及其他衍生产品，丰富外汇对冲工具以协助投资者管理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快构建人民币国债的国际担保品功能。探索建立完善介于境内市场和传统离岸市场的“第三市场”，形成多层次跨境人民币结算市场。探索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统一规划协调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使之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枢纽，进一步推动在岸、离岸市场的融合，促进跨境人民币结算定价的一致性。

四是强化全流程监管，健全跨境人民币结算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跨境人民币流动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建立人民币跨境流通智能监管体系，科学设计相关风险监测指标，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的双项监管。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监测管理，注重外部净头寸管理，减少大额跨境风险敞口，避开美联储持续加息带来的“美元债务陷阱”，减少主权信用危机带来的巨额损失。完善境外资产分散投资、安全转移的应急预案。同时，从金融市场崩盘、外汇市场下挫、资产冻结等多维场景进行压力测试，做好国外冲击的效果预估和应急预案。

五是把握数字化赛道，创新跨境人民币结算路径。

坚持科技赋能，应用“区块链+联盟链”提升CIPS的安全、功能和效率优势。开发多层次、差别化的CIPS接入模式，对联网成员中部分在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进一步拓展CIPS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国际开发、应用和规则制定合作，共建数字货币“流通圈”。优先面向东盟、中亚、东北亚等重点国家和地区设立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试点，探索开展数字人民币在多双边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活动场景下的测试，开辟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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