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重组原则(电信重组发生在哪一年)

2023-07-30 22:54分类：震荡行情阅读：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题：国企重组整合步入活跃期，哪些领域值得期待？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王希

中国宝武重组中钢集团、新钢集团，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揭牌成立，新能源、医疗、管网、检验检测等领域资源整合密集落地……最近一个时期，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呈现提速加力的态势。这项改革给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了什么？2023年哪些具体领域的资源重组值得期待？“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研采访。

央企重组整合按下“加速键”

进入2023年，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迈出新步伐——

1月14日，中国三峡集团与中交集团签约，三峡集团旗下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拟重组进入中交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1月10日，央企整合“一日双响”：当天上午，国家电网与国家电投举行管理权交接仪式，国内生物质发电领域头部企业国能生物重组进入国家电投；随后，中国电建与通用技术集团签约，中国电建旗下的医疗机构将加入通用技术集团。

更早之前的1月6日，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新能源智慧运维服务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涉及14家央企的22个光伏发电和风电项目。

这是央企重组整合按下“加速键”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在2022年，共有37家中央企业25组专业化整合项目分两批开展了集中签约。

“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动作不断、成果频出，力度大、模式新、效果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评价说。

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观察，这一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态势更为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有27组49家央企实施战略性重组，新组建中国航发、国家管网集团、中国电气装备、中国物流等企业，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数量从10年前的117家调整至目前的98家。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央企之间的整合如火如荼开展外，央企与地方国企、地方国企之间的重组整合也有不少新谋划、新突破。

2022年底，中国航材集团与海南省国资委开展通航产业专业化整合，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无偿划转方式成为海南省第一家“中字头”企业。

此外，河北加快整合港口资源；山东坚持“一主业一主体”，组建了省环保发展集团、省体育产业集团等特色优势企业；四川将重组整合纳入企业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推动打造了蜀道集团、机场集团等一批支柱企业。

重组整合缘何成为当前国企改革的“重头戏”？

彭华岗表示，推进央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是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从近期实践看，国资央企以加速重组整合为抓手，优化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布局的意图十分明显。

例如，中企联合油脂有限公司日前正式亮相。这家新国企由中粮集团公司与中储粮集团公司共同组建，是两大粮食央企协同合作、筑牢粮食安全“基本盘”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优化、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创新实践。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去年7月份，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揭牌。“在资源安全日益重要的背景下，组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利于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矿产资源综合服务企业，增强铁矿石等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彭华岗说。

与此同时，大范围、全方位、跨行业的整合重组使得相关企业主责主业更加聚焦、业务结构更加清晰、核心能力更加突出。

去年12月末，中国宝武与中钢集团正式启动战略重组。这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央企集团层面的第一例战略性重组。业内认为，两家企业同属钢铁产业链上下游，战略契合、优势互补，在研发创新、资源保障、新材料升级等方面协同空间大、潜力足。

这是中国宝武在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方面的最新实践。“十三五”期间，这家钢铁巨擘基本一年并购整合一个千万吨级钢铁企业，就在启动重组中钢集团的当日，新余钢铁完成了工商注册，正式加入了中国宝武大家庭。

“在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没有联合重组，就形成不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所需要的经营规模和竞争优势；没有重组后的整合融合，就不可能全面提升管理效率、经营效益和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控制力。”中国宝武董事长陈德荣说。

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研究总监周丽莎表示，实施重组整合，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希望实现资源的深度融合、创新使用，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其中，专业化整合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不少行业领域和区域的无序竞争、同质化经营问题得到明显化解。

更多整合“新动作”正在酝酿

2023年开年以来，央企专业化整合动作不断。国资委党委书记张玉卓在日前举行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表示，着眼加快实现产业体系升级发展，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今年国资央企的重点任务之一。

此次会议提出，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引导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投向，并明确“要制定节能环保、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布局结构调整指引”。

1月中旬召开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也释放出清晰的信号——要强化国有企业在医药医疗、健康养老、应急保障等民生领域有效供给；要深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围绕地方重点产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加快形成央地国企联系紧密、协同顺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

据了解，今后一个时期，国资央企将重点围绕“突出实业、聚焦主业、做精一业”的目标，从“进、退、整、合”四个方面加大力度，推动央企重组整合取得更大成效。

所谓“进”，就是要瞄准高水平、导向性，支持推动国有资本协同合作，促进固链、补链、强链、塑链；“退”就是要持续推进央企“两非”(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两资”(低效资产、无效资产)业务退出，做好产能过剩行业整合。

“整”就是积极推动检验检测、医疗健康、装备制造、矿产资源、煤电等领域资源整合，避免重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合”是支持中央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加强内部资源深度融合，形成强大合力。

“重组整合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周丽莎表示，无论央企怎样整合，最后还是要落到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这个根本点上来，放大整合效果，切实提高国企市场竞争力。

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2月23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持续用好重组整合这个重要抓手，加快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他介绍，工作中将注重以下方面：一是坚持以市场化原则来推进；二是瞄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来推进；三是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推进；四是聚焦资源高效配置来推进。

针对媒体提问下一步的重组整合究竟是以专业化整合为主还是产业化整合为主，翁杰明回应称，专业化整合和产业化整合是互联互通、互相促进，不能够截然分开。下一步我们两手都要抓，两个方面继续相互促进。

翁杰明表示，一方面，还是要大力推进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整合，把横向的相应的产业通过整合实现“一企一业、一业一企”，提高企业集中度，增强我们的集约化管理。但同时，也要大力推进产业化整合，这就意味着要立足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在央企和国企内部，同时还要突破现有领域，向全社会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张开双手，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股权合作，共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先后完成27组49家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国务院国资委新组建、接收13家企业，监管中央企业的数量从116家调整至98家，有力促进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央企重组整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今年不到2个月的时间，央企专业化整合已在新能源、医疗领域、煤电、生物质发电、水利电力建设等诸多领域相继突破。

比如，1月6日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新能源智慧运维服务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涉及14家中央企业共22个光伏发电和风电项目。1月10日，国家电网与国家电投完成了生物质发电项目专业化整合，中国电建与通用技术集团完成了医疗资源专业化整合项目的签约。1月14日，中国三峡集团与中交集团水利电力建设资源专业化整合项目签约。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市场已成为专业化整合的重要平台。昊华科技15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分别向中化集团、中化资产发行股份购买中化蓝天52.81%和47.19%的股份，由此，中化蓝天成为昊华科技全资子公司。

业内认为，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数年前实施联合重组，昊华科技的这次收购，是“两化合并”后作为万亿央企中化集团整合集团内部资源的一次标志性实践，既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也将显著增强昊华科技氟化工业务实力。

此前1月9日晚间，中直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航科工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昌飞集团92.43%的股权、哈飞集团80.79%的股权，拟向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昌飞集团7.57%的股权、哈飞集团19.21%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中直股份将持有昌飞集团100%股权、哈飞集团100%股权，昌飞集团、哈飞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实现中航工业集团直升机业务A股整体上市。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表示，本次重组有利于中直股份做精做强主业，实现资产板块归属清晰，将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今年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要是巩固深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根据形势变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而展开。

国资委此前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央企专业化整合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围绕“突出实业、聚焦主业、做精一业”目标，从“进、退、整、合”四个方面加大力度推进工作，包括聚焦重点领域加大国有资本投资布局，坚决退出非主业、非优势业务资产，深入开展企业间同一业务或同质业务的整合，促进企业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发展数十年来所引起的讨论、争论、议论，其广度、深度和持久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基础设施部门，在此过程中，中国电信业从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

（北京王府井一次影展上，观众从巨幅图片前走过。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谢丽容

编辑 | 马克

中国第一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今年82岁，1987年他50岁，担任邮电部副部长，那年中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TACS是模拟移动通信网络的一种，适配这种网络的手机，就是著名的“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的售价大约在1万－2万元人民币之间，就连装大哥大的皮套，一个也需要500元以上，更不用说入网费和通话费了。吴基传评价，大哥大是豪华通信，除了基础需求，更多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追求排场的装备。

豪华通信的特点令大哥大不能大范围推广，到1992年，中国移动通信的总用户数才2万。此后数年，国家决策机构推动移动网络越来越普及，终端资费越来越低，到1998年吴基传就任邮电部和电子部合并而成的信息产业部第一任部长时，中国移动通信总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户。

当年3月，考虑到移动通信的爆发式增长市场需求，邮电部被拆分为邮政局和信息产业部，同时，电信业政企分开，中国电信与原信产部脱钩，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

到2018年底，中国在网移动电话总数已经高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了112.2部/百人。32年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令全球瞩目。

其间，移动通信的网络规模、技术层次和服务水平发生了飞跃，移动通信行业也从当初制约经济建设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今年6月，工信部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和中国广电发放了5G电信牌照，10月底三大运营商正式开启5G商业应用，预期2019年年底5G套餐的签约用户数量会超过300万，基站数量也会完成13万的发展目标。

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5G时代。此时，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各领域、各行业跨界融合,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支撑和先导力量。

抓住5G移动通信发展新机遇，驱动传统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是中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打造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

（1986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邮电局人工电话交换机工作大厅内，几十名接线员在工作。图/新华）

移动无线技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第一代（1G）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80年代初投入使用。从那时起，新一代的技术和无线标准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推出一次，如今世界已开启5G时代的帷幕。

每一次技术迭代，都是一次产业格局的洗牌，由于移动通信产业的基础地位，产业格局的变动也直接影响到相关国家的竞争力变动。而且，每一代技术的价值都呈指数级增长、推动经济进步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

欧洲在2G时代获得了第一个竞争优势，这使得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欧洲公司可以最早推出设备，并在2000年至2010年已经开始向3G转型，这一时期欧洲无线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而当时美国仍在推行2G，美国公司在努力跟上发展步伐。中国在技术上几无积累，只有少数科研机构进行零星的跟踪、研究和模仿。

一位当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ITU）标准化活动的电信业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中国代表在ITU的各技术会议上参与不多，学习大于参与。

3G时代，欧洲失去了这一优势，原因在于当时的监管部门要求对3G频谱资源进行拍卖，而不是把现有的2G频谱进行重新规划调整，欧洲运营商和设备商贻误先机。日本在3G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同样没有抓住先机，失去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和可观的收入。在此期间，多家美国无线技术公司倒闭或被收购到外国公司中。

中国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做强国际通信标准的重要性。1997年，ITU向各国发出了3G技术标准的征集函，中国政府有意竞逐。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提交标准方案的重任交给了提出TD-SCDMA技术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即后来的大唐电信。2000年5月的ITU全会上，TD-SCDMA被确定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

从零开始做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高难度大，中国当时并无优势。时至今日，中国通信产业界对于当年的自主技术标准TD-SCDMA的功过是非依然有争议。

有人认为，由于通信产业链的特性，TD-SCDMA产业链孱弱，从终端、系统、芯片，到仪表、测试，整个产业链只有中国厂商与少数韩国企业（当时韩国企业也处于产业起步的阶段）参与，整个TD网络从开始到结束，用户从终端到网络体验都不尽如人意；而且，这个标准除了中国移动，海外部分国家地区部署了一些小网络，并未达到海外拓展的程度，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如果据此标准，中国第一个3G标准不算成功。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3G标准和网络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中国角逐国际化标准的道路总有一个起点，哪怕这个起点并不算太从容。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后来总结，如果不在3G标准这个当口起步，就得在未来的4G、5G起步，但起步越晚越被动。而且，当时中国市场规模已呈爆发前兆，是一个不错的节点。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手机用户数仅占世界手机用户总数的约4％，到2000年已近12％，到2018年12月，我国在网手机达15.7亿部，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已经达到了112.2部/百人，这组数据侧面印证了杨骅的观点。

美国在4G的发展路径上吸取了2G和3G的教训。尽管3G的实施进度很慢，但后来的几年内，美国加大3G投资建设力度，最终使其在4G到来时全面占据先机。在2010年初，AT&T和Verizon利用2008年拍卖赢来的700MHz频段，迅速在美国各地部署LTE网络。

美国在4G智能设备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并最终在全球取代了日本的操作系统。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及其他不同规模种类的互联网公司，都利用LTE网络带来的大带宽和新手机功能，研发了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随着LTE技术在其他国家的推广，推动美国在全球无线和互联网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ReconAnalytics在2018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1年至2014年间，4G的引入为无线行业贡献了70％的增长，不仅提高了GDP，同时无线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80％以上。通过引领4G的发展，美国建立了一个由网络供应商、设备制造商和应用程序开发商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

以3G为基础，中国在2007年进一步冲击4G标准。中国移动联合几家国际运营商，将大唐移动等国内厂商提出的TDD演进方案，融合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国际标准，形成TD-LTE标准。

TD-LTE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系统性原始创新技术，中国企业拥有大量TD-LTE自主知识产权。在通信标准化组织ETSI披露的LTE专利中，中国企业拥有的LTE专利比例超过20％，包括大量TD-LTE核心专利。中国企业提交的TD-LTE标准化文稿占比近50％，在标准制定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其中，中国移动、华为、中兴等龙头公司占据了核心话语权。

相对于TD-SCDMA，TD-LTE有三大特点：同时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厂商和海外运营商的支持，形成中国主导、全球广泛参与的端到端完整产业链，网络和终端成熟度与LTE FDD保持同步发展；技术性能有竞争力，总体与FDD-LTE相当，走出了国门；拉动经济，提升中国科研水平及整个制造业的装备水平。

TD-LTE产业链非常之长，从芯片的设计、封装、系统集成、仪器仪表到手机制造，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活力被不断激发，带动了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升级，带动了应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整个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

在我国发起并主导的TD-LTE全球倡议组织（GTI）中，运营商成员超过116家，设备商成员97家。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30多个国家开通了网络。

2G跟随，3G突破，4G引领，中国20年来在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参与，是一个将技术、标准、产业、市场有机连接起来的过程。

5G更加从容

（2019年 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图/中新）

几乎所有通信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有一本心酸账。杨骅曾在多个场合回忆，国际标准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团提出的3G标准时，不少国际同行都走出会场喝咖啡去了，没人认为这个标准会有前景。这一过程发生在中国发力3G、4G的过程中。

5G时代，渐入佳境。

5G的标准立项共45项，中国、欧洲和美国三大阵营占主流。中国立项21项、欧洲14项、美国9项、日本4项、韩国2项。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5G的标准进程，1G、2G时代一无所有，3G时代开始跟随，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经处于领先位置。

标准之外，中国5G生态链此时已经相对强壮。中国移动是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用户量最多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华为是全球第一大ICT科技公司，中兴、大唐等是通信领域主流系统设备厂商；华为、OPPO、vivo、小米是全球手机主流玩家。

在互联网领域，有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综合互联网巨头，并形成了繁荣互联网生态；在代表未来方向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形成全球两极。

相比2G、3G和4G，升级5G将为每个国家带来与4G相比规模更大的潜在风险和回报。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预计，5G时代的领导者将在未来十年间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并在无线技术领域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5G也有可能给其他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更快、更大的数据吞吐量，自动驾驶等技术将获得巨大发展。5G还将通过增加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量和速度来增强物联网，甚至取代许多家庭所依赖的固网宽带。拥有5G的国家将拥有更多的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地区设定标准。

但美国国防部认为，由于美国在频谱资源秉性和选择使用的情况，这个国家目前不太可能是美国。

这份名为《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部的风险与机遇》的报告显示，每个国家的5G能力可以通过五个指标进行比较：频谱可用性、广泛的5G试验、国家监管机构建立的5G路线图、政府承诺（例如，为5G实施铺平道路的战略文件和政策），以及行业对早期5G发展的承诺。

在这些指标中，其他因素均依赖于频谱的可用性。中国向三大运营商分配了200MHz的中频频谱，并正在考虑重新分配500MHz的C频段频谱。相对于美国目前只能采用的毫米波、Sub-6频段或两者混用的方式组网，中国留给5G的频谱资源更加丰富优质。不同的频谱决定了5G数据传输不同的速度、容量和延迟。

今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发放了四张5G牌照，计划2019年部署预商用应用，并在2020年正式商业应用。国际咨询机构安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5G用户数将达到5.76亿，占全球总数逾40％；中国5G资本支出将达到1.5万亿元（约合2230亿美元）。

截至2019年5月，中国已部署约35万个5G可操作基站（包括既有基站的升级），几乎是美国部署的10倍，这个数据还在不断攀升中。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大型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正在通过销售主要用于非独立网络的5G支持设备和装置来推动5G部署。

在海外，中国一直在与其他国家和公司保持合作，以扩大其5G的影响力。

在欧洲，尽管美国政府要求盟友阻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仍然正在为一些国家的5G网络提供建设的服务，并签署了多项5G合同。

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推动由中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以提供跨越整个路线的连通性。这一策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根据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 Group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三季度，华为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占有28％的份额，比2015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随着更多地区的5G网络依赖中国通信设备，预计华为的市场份额将继续增长。这些努力将使中国能够推广其5G网络标准和规范，并在全球5G设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从信息公路到经济底座

有了3G的从0到1、4G的从1到N的积累，5G时代来临之际，中国相关厂商已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多数政策、经济、技术学界人士认为，5G不仅将改善个人消费体验，还会带来无限商业可能，是新一代产业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革，及面向消费者的数字生活变革的底座。

得益于通信产业作为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的强大，中国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处于历史最小的时期，已经有能力并行跟进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建设电信网络一直被认为是由一个国家的电信运营商来主导完成的，但是网络从2G升级到5G的过程中，网络的使命从最基础的连接功能上升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设施，这一变化将电信运营商推向了它们越来越不擅长的宽广领域。

鉴于这样的变化，一些通信行业人士认为，将中国电信业的产业格局从寡头垄断下的有限竞争转变为更加开放的竞争市场，并让电信运营商在更大的融合市场获得更多政策、资本和产业支持，有利于中国保持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领先优势。

纵观中国电信业2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电信网络对国家经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中间穿插多次打破垄断、激活市场的重要改革，保证了电信行业逐步适应新的使命和环境。

20年来，中国电信行业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重组，从政企分家到最终形成三大运营商相对稳定平衡的竞争态势。

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代表管道，IT厂商代表技术，互联网公司代表应用，生态链上的三类公司各自为政，交集不多。电信运营商处于生态链价值分配的底部，投入巨大但只获得管道收益，一度陷入转型困局，网络压力不断加大，客户能力明显欠缺，硬件创新很少参与，流量费用成为众矢之的，自营业务不够专业，规模个性难以兼顾，沉溺在低端价格战中无法自拔。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全球，电信运营商的衰退是全球性的。全球电信行业从1992年开始迅速发展，1990年－2000年，全球电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是7％，2008年至今，这个数字锐减到0.3％。这十年间，恰恰还是全球3G、4G网络高速发达的十年，这意味着电信业顶到了天花板。

技术越好，网络越快，反而无法带来更多收入。一位运营商高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越来越好的带宽和速率体验已经成为默认，运营商如果不跳出管道思维，将无法获得明天。

这样的状态一直在4G时代才有所改善，运营商的思路开始逐步打开，和IT厂商、互联网公司联合创新，实现共赢。

一个分界点是，2017年8月，中国联通公布混改方案，宣布将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认购中国联通A股股份。中国联通是第一家央企集团层面的“混改”试点企业，承担着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蹚路的使命，也是中国电信行业首次突破在行业内重组，与外部开放型企业融合发展的新尝试。

这种混改模式的初衷在于，帮助电信运营商技术、商业模式跳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的惯性陷阱，抓住新的机会。当运营商与移动支付、社交、分享经济等失之交臂以后，是否可以抓住云、大数据等数字时代的新机会？5G是运营商跳出管道宿命的一个契机，也将是一个分水岭。

5G时代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通信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迭代，早已不是电信运营商“一个人的战争”，由于科技行业的边界在过去十年越来越模糊，几乎所有处于科技产业链上的科技公司都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战局，甚至传统的垂直行业，例如汽车、金融、消费等行业，也主动入局。5G和数字技术的相互作用，将改变一切产业和商业。

埃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裁余进近期撰文称，如果生态参与者忽视了这一系列变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改变，而仅仅选择简单跟随，未能以变御变，那么失去的将可能是一个时代。

她认为，5G将为电信运营商重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已有的竞争壁垒，运营商如果无法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将进一步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随着通道服务加速成为低成本产品，将无法为巨大的5G网络建设投资提供充足回报。

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企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战略定位：在企业市场，如何利用全连接优势逐步延伸，赢取巨大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而在消费端，又如何重新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对于擅长应用的科技公司来说，由于个人消费领域的红利几乎已经被彻底挖掘，如何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则是核心命题。它们需要进入新的B端市场，部分竞争优势被弱化，需要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能力短板；需要更加深度了解垂直行业，增强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面对新技术，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最大的障碍。”一位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最难的是思维的改变，用旧商业模式使用新技术是很多科技公司很容易犯的错。”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投入了巨大资源研究5G。

对于华为这样的公司来说，其身份则变得更加多元化。华为参与了中国电信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20多年后，已经成长为一家集消费终端、电信设备和数字技术提供者多重角色的综合型科技公司。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5G时代华为的角色，绝不是单纯的设备提供者，而是做运营商的“价值运营伙伴”。这家公司希望帮助电信运营商建设5G网络，更希望用自身在云、终端上的积累，和运营商一起开拓更多市场。

余进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置身事外。传统行业的领导人更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如何通过拥抱技术变革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所有参与者的集体配合下，5G将构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线上到线下、从消费到生产、从平台到生态，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可以预见的是，5G技术的商用化将引发新一轮投资高潮，促进新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扩散渗透，孕育新兴信息产品和服务，重塑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此前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测算数据显示，到2030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6.3万亿元、2.9万亿元和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的总产出、经济增加值、就业机会分别为10.6万亿元、3.6万亿元和1150万个。

此时再回忆1996年前后一些骨灰级网民使用拨号上网，一个月网费动辄上千元，已经恍若隔世。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一直以来，想整理一份中国通信运营商近代发展史，方便大家了解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的前世今生和历史渊源。

时间倒推到25年前。

技术推动变革！

1993年我国第一个数字移动通信网在浙江嘉兴开通，随后中国通信业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

1994年，邮电部成立移动通信局和数据通信局，同年3月邮电部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

1994年1月12日，电子工业部发起，由电子部系统的彩虹集团、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等大型国有电子企业投资，成立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吉通）。同年7月19日，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三家投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联通）成立。吉通和联通的成立都是想获得基础电信业务特许经营权。

中国联通成立

1997年，北京电信长城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电信长城）成立，经营800M的CDMA数字移动通信网。

邮电分营

1997年，邮电部做出“邮电分营”的决策。1998年3月，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同时，电信业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行业监管。4月，国家邮政局成立，邮电正式分家。

9月，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国信）成立，运营电信寻呼业务。

通信业第一次重组——拆分中国电信

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电信总局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被剥离出去。

其中，早在1998年9月中国电信就成立了国信通信有限公司（国信），专门运营电信寻呼业务。1999年5月20日剥离出来的国信并入中国联通。同年4月电信长城也并入中国联通。

2000年4月20日，在原中国电信剥离出来的移动通信资产基础上组建中国移动集团公司。

2001年12月，在原中国电信剥离出来的卫星通信业务基础上成立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中国卫通）。

这里有一点要强调下，当年国信寻呼并入中国联通，真实上演“蛇吞象”。当时中国联通净资产只有28亿，手机市场份额仅7%，其他业务基本为零。而当时寻呼业务发展迅猛，国信寻呼以多出联通两倍净资产和大批经验丰富的管理技术人员成建制编入中国联通，为中国联通后期发展和上市奠定了基础。

虽然中国联通不是从中国电信分拆出来的，但是也继承了中国电信当时最为优质的一块资产。中国移动更是直接从电信分拆出来的，所以尽管中国移动用户和收入规模一家独大，但是行业内还是会把中国电信奉为老大，跟这段历史渊源有直接关系。

当时最流行的是BP机

在拆分重组中国电信这段时期内，1999年10月22日，由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政府四方出资，中国国际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小网通）成立；12月，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04年由铁道部交给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

至此，中国通信市场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吉通、铁通和中国卫通等7家运营商组成的分层竞争格局，业界称为（6+1）“七雄确立”。

第一次重组后的两件大事：小灵通和CDMA

小灵通：中国电信渴求移动牌照，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最终兵败

第一次重组对中国电信伤害最大的不是剥离了那么多优质资产，而是没有给中国电信移动业务牌照。当时的行业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移动通信时代已经到来。迟迟得不到移动牌照的危害有两方面：一是发展滞后，二是没有理由获取基站站址资源。

1998年1月，经过两年的技术储备，浙江余杭区正式开通小灵通业务。但是小灵通业务一直没能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不鼓励不干涉”的态度持续到2000年6月，原信息产业部下发通知，将小灵通定位为“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这标志着限制小灵通发展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是直到2003年小灵通才进入北京，2004年才进入上海。

到2006年小灵通用户达到9341万户峰值。

但是因为小灵通所用1900-1920MHz频段被规划给TD-SCDMA的使用。2009年2月3日，工信部发文明确要求所有1900MHz——1920MHz频段无线接入系统应于2011年底前完成清频退网工作，以确保不对1880MHz——1900MHz频段的TD-SCDMA系统产生有害干扰。

2011年1月1日起小灵通正式退市为通讯新宠3G让路。

小灵通的风靡也曾让中国电信看到希望

CDMA网络开通，中国移动通信进入双标准，共同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

2002年1月8日，中国联通CDMA网络正式开通。

现在有种主流的说法，中国联通能够同时拥有GSM和CDMA两张网络，手握一手好牌，但结果却打的很烂。事实真的如此吗？不妨想一想，2002年正值二代移动通信网络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在加上中国电信小灵通搅局，而且CDMA上下游产业链一直存在问题，这个时候是聚焦精力重点进攻好，还是分散精力左右互搏好呢？

要知道，中国通信第一次重组是在申请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不管是拆分重组还是引入CDMA都是为了构建竞争环境而做出的一系列改革。但毕竟缺乏经验，难免存在争议。